謝志浩:高王凌小傳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923 次 更新時間:2019-05-16 23:33:46

進入專題: 高王凌  

謝志浩 (進入專欄)  

  

  

   高王凌教授,北京人,1950年8月27日出生,2018年8月24日逝世。高王凌青年時代曾在山西太谷插隊。山西大學歷史系本科(1973-1976),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碩士研究生(1978-1981),畢業后留所從事研究和教學工作,歷任講師、副教授、教授,2010年退休,后曾任清華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

  

   高王凌教授先后赴美國、意大利、德國、奧地利、斯洛文尼亞、法國、英國等多處大學、科研機構訪問和參加學術活動。曾任路思(LUCE)基金學者(1986—1987,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期間參與發起成立全美中國歷史學家協會;獲福特(FORD)基金會資助,研究中國農村改革及相關歷史問題;參加中國—斯洛文尼亞科學合作項目,研究乾隆朝欽天監正、傳教士劉松齡;作為法國高等研究院高級訪問學者赴法國講學。

  

   高王凌教授一生潛心學術,成果豐碩,出版專著《十八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府政策》(后以《活著的傳統:十八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府政策》再版)《經濟發展與地區開發:中國傳統經濟的發展序列》《政府作用和角色問題的歷史考察》《乾隆十三年》《馬上朝廷》《乾隆晚景》《租佃制度新論—地主、農民和地租》《人民公社時期中國農民“反行為”調查》《中國農民反行為研究》《統購統銷之謎》《在清華大學講土地關系(文獻篇)》《在清華大學講土地關系(口述篇)》《超越史料學派》等共計十余部,參與《杜潤生自述》一書撰寫,發表學術論文百余篇。

  

   高王凌教授一生淡泊名利,追求本真,主張史學研究要“正面觀察”“貫通古今”,強調研究要注重結合“當身歷史”。他對中國傳統政治理念、清代經濟發展和政府政策、糧食與糧政、十八世紀經世學派、乾隆朝政治、租佃關系、中國農民“反行為”以及當代中國史尤其是“統購統銷”等問題都有獨到而深入的見解,在海內外學術界具有較高的學術影響力。

  

  

   高王凌1950年8月27日,出生于北京革命干部家庭。百年中國學術地圖第五代學人,高王凌、李零、唐曉峰、劉北成、周其仁,屬于“紅旗下的蛋”,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這一代與以往學人不同的是,并沒有深厚的家學淵源,有的只是紅色血統,更可異者,“紅旗下的蛋”,沒有接受完整的教育,大多是在廣闊天地,讀了一個“社會大學”,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高王凌帶有神秘感,是個謎一般的人物,很少披露自己的身世。只是到了晚年,禁不住苦苦勸說,寫作學術生涯回憶錄——《天道微渺》,才敘說了一下祖孫三代的簡況。

  

   高家明代初年從山西移民到平西(葦子水、山神廟),高王凌的爺爺二十六歲還是雇農,其后開了一家車馬店,樂善好施。這位老爺子在一位出家的人指點之下,把院門改向東方,終于在六十歲,迎來了兒子高永俊。高永俊年輕時出來抗日,1945年奉命開辟妙峰山地下交通線,1949年帶隊接收北平電業局。高王凌的母親,受上一輩南開學子的影響,很早也參加了抗日。

  

   高王凌的父輩,作為“三八式”干部,接受過中等教育,屬于革命隊伍中的秀才,手不釋卷,博覽群書,耳濡目染,高王凌和弟弟高小蒙,很早就喜歡上了閱讀,成為兩個讀書種子,兄弟倆成日后長在著名學者,追本溯源,不難從革命干部家庭氛圍找到答案。

  

   高王凌小學是香山小學,中學是清華附中,高王凌小學很淘,很少得到表揚,但,寫的一筆好字,班級黑板報的臺柱子。清華附中曾擔任過副班長和學習委員。清華附中是紅衛兵的“發祥地”,清華初中生高王凌與紅衛兵的風云人物,曾經離得那么近。

  

   紅衛兵的風云人物不會想到,有那么一天,由“天之驕子”變成“時代棄子”,偉大領袖一聲令下,四百多萬“知識青年”居然于半年之內,有條不紊地從城市來到鄉村。

  

   1968年,高王凌與清華附中同學宋啟安、秦嘉黎、彭承元,來到山西太谷縣西吾村插隊?!拔以?8歲到山西插隊,小蒙17歲去了東北農場。不久父母也下放去農村,特別來信囑咐我要讀書上進;也不再干涉我的思想自由(那幾年我讀了太多的灰皮書)?!?

  

   “紅旗下的蛋”,由北京到山西,由城市到農村,由學生到農民,十八歲的高王凌都要承受,高王凌克服了“文化沖突”,成為一位地道的農把式,度過了刻骨銘心的五年耕讀生涯,并成為高王凌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當身歷史”。第五代學人,多數有“雙插”的經歷。第一次插隊就是指上山下鄉,第二次插隊,則是改革開放之后,負笈歐美,相對于第一次插隊,不妨稱之為“洋插隊”。經歷了文革和插隊,高王凌這一代學人出道很晚,二十多歲才上大學,而且上的還是工農兵大學。

  

   難能可貴的是,高王凌對插隊生涯,不像一般學人埋怨,“我不抱怨我的插隊,因為那是我們每個人的命運。也是我必經的一個歷程。(如《荒漠甘泉》所說)人的命運恐怕不應該由自己規定。高王凌在《超越史料學派》(香江出版社,2018年版)一書中明確提出,學問是從“當身歷史”而來?;毓俗約旱難跎?,得益于“當身歷史”之處,正不知有多少?!安宥泳褪俏業牡鄙砝?,而且是第一重要的當身歷史”。

  

   一年四季,春種夏長秋收冬藏。高王凌和清華附中一塊插隊的同學,過著候鳥式的生活,農村過著簡陋和辛勞的日子,冬天農閑,一旦回到北京,便成為“精神貴族”,遍讀群籍,特別是灰皮書和黃皮書。高王凌的候鳥式生活,“大院子弟”和“準大院子弟”中,應該說有一定的代表性?;嬤瓢倌暄醯贗?,對第五代學人的際遇,缺少一種同情之理解。

  

   高王凌是一位素心人,山西太谷縣西吾村五年“農把式”,酸甜苦辣咸,五味雜陳,一直在內心翻騰,日后進入學界,高王凌不僅沒有將這一段“當身歷史”格式化,而且自覺將個人經歷得來的“體悟”與專業研究相結合,別開生面,耳目一新,成長為當代學界“特殊獨一人”,特殊之處,正在于此。高王凌發現“反行為”,流淌著五年知青生涯的體溫,不是靠爬格子苦心冥想而來。

  

   這期間,不單單認識了農村,山西的經歷可能還在其他一些方面影響了我,哪怕是潛意識的。例如我所說的“反行為”,就和山西人的性格大為契合。比如,老鄉就不止一次的對我說“咱們慫老西兒”之類的話(須知,所謂“反行為”的第一步,就是要認慫,表面上順從,認慫并不是認輸,只是不硬抗而已)。

  

   我的祖先是明代初年從山西移民到北京西部的大山里的。不曾想我又回到山西,到太谷插隊,當了五年農民。在那之前,我曾帶著我弟弟(小蒙)回老家了一趟??梢運凳俏頤僑鮮杜┐逯?。(高王凌:《天道微渺》,廣東人民出版社,即刊)

  

   自從大饑荒以來,農民一度從人們的“視野里消失”,開始全面實施“反著來”的“隱秘行為”,即“反行為”。其總戰略就是“怠工”(磨洋工加壓產),同時利用偷糧、瞞產、借糧多種手段,以彌補自己微薄的生活。高王凌將自己發現的這一段“當身歷史”,寫入《中國農民反行為研究》一書,成為將“當身歷史”與“學術研究”結合的一部典范之作。

  

   不寧唯是,高王凌在山西插隊期間,遇到了日后推動中國農村改革居功至偉——“發展組”的陳一咨和鄧英淘,神聊之后,惺惺相惜,大有相見恨晚之感。這種當身際遇,不僅僅是個人生活的一段歷史,而且,還積淀在內心,投射到現實,照亮了以后生活的道路?;指錘嚦賈?,高王凌和弟弟高小蒙同時考取中國人民大學,高王凌在清史研究所讀研究生,高小蒙讀本科,高王凌留在清史所,高小蒙畢業時,高王凌將弟弟推薦給已經受到招安的“宋江”——陳一咨。高小蒙在發展組為推動取消統購統銷而殫精竭慮。

  

   高王凌雖然一直在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從精神上則一直在發展組,十八世紀和二十世紀之間,來回穿梭?;拱鎦⒄棺櫚木窳煨洹湃笊?,撰寫自述。

  

   五年插隊生涯,高王凌不僅了解了農村,體察了農民,還成為一位“農民黨”,高王凌雖然身在清史所,但,一生著述,大體上離不開“農村、農民、農業”,哪怕是乾隆三部曲——《乾隆十三年》、《馬上朝廷》、《乾隆晚景》,也有很深的影子,插隊生活給高王凌的烙印之深,由此可見一斑。

  

   生活是藝術的源泉,這是一般人的共識。若說生活是學術的源泉,則言人人殊。高王凌將五年的插隊生涯轉化成了學術,“敏銳”,“發人所未言”,不是靠了聰明,也不是爬格子,而是靠了平常心,還有直覺。

  

   我也不抱怨我的工農兵學員的經歷。那也可以說是我當身歷史的一個組成部分。在三年大學生活里我們有三分之一時間學的是當代史。老師(劉書禮)曾為我們請老農民來講課。也曾帶我們下鄉,去學習寫作村史。(高王凌:《天道微渺》,廣東人民出版社,即刊)

  

   文化大革命期間,部分大學得以恢復,這時候上大學的學生,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復審相結合,稱之為工農兵學員。1973年至1976年,高王凌在山西大學歷史系讀了三年。這也是很重要的一段“當身歷史”,高王凌深入書海,沉潛往復,從容含玩,高王凌的腳步聲聞名全校,用功和努力的程度,可以想見。時間雖短,收獲頗豐,虛心向羅元貞先生、江地先生問學,劉書禮老師帶著下鄉,寫作村史,值得銘記。

  

   山西大學歷史系,高王凌“別具用心”,就是打算從根子上糾正“理論”上的錯謬。認定理論乃從事實中來,打算從史實上從新認識理論,修正理論,發現理論。顯然與前對比,是有了一定的進境。

  

   畢業之后,高王凌在雁北地區工作了兩年,迎來了1978年的大轉折。

  

  

   1978年高王凌考取了研究生,來到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拔野馴ǹ寄勘甓ㄎ緇峋檬?。這不是沒有來由的,看我的經歷就知道了”。1981年與孔祥吉一起留所??紫榧巴攔?,高氏成為清史所唯一的“大師兄”。

  

高王凌的碩士論文研究四川的場市,踏踏實實讀了四百多部四川方志,建立了很強的歷史感,中國傳統到底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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