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敬東:探尋中國人的社會生命

——以《金翼》的社會學研究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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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專題: 《金翼》   宗族社會  

渠敬東 (進入專欄)  

  

   摘 要:《金翼》是探索中國人社會生命之構造的經典之作。林耀華透過生命傳記法,以及內省式的民族志手法,描述了中國地方社會中的兩個家庭由親屬關系、地理分布和人際網絡所構成的不同的命運軌跡。就中國鄉村普通人的社會生命而論,宗族、家族及其中的個人是一而三、三而一的并合邏輯關系。宗族不同于宗法制度。有了宗族組織,才會有家庭本位的社會結構。鄉村社區是以家、戶、支、房、族的功能單元逐層聚合而成的社會組織。家庭是社會生命之源,土地是家庭之根。家庭與宗族的生命史,是一種傳續和裂變的社會歷程,需要依靠儀式和信仰來升華。祖先與神明,是鄉村社會真正得以凝聚和整合的象征樞紐,亦是對社會生命的護佑。面對世間的變故、命運的流轉以及國家的?;?普通人在多重關系格局及其流變中所守持的平衡,才是這個文明得以延續傳承的根本。

  

   關鍵詞:《金翼》家族制度 宗族社會 社會生命 生命傳記法

  

引言:重返我們的生活世界


   研究中國社會,必要從人出發;人有其生命,且往往是被社會賦予的。探求人的社會生命,有許多問題值得反省。

  

   首先,是要對行為科學模式下人的預設及制度主義范式做檢討。眾所周知,理性選擇理論在現代西方有著很深的文明根源,尤其在美國,基于基督新教之信仰而確立的政治原則及其公民宗教體系,后經由實用主義學說的改造,與其市場化資本主義體制相契合。新教個人主義的理念及生活方式扎根于美國的總體政治文化結構中,與其行為科學的研究策略相適應;無論是實驗法、統計學,還是制度主義的分析框架,都集中反映著這種實用主義之實證主義的自由個體精神。如今,雖然伴隨改革開放我們也融入到世界經濟體系中,但對這樣的人性設定仍會感到隔閡,單純用“方法論的個人主義”原則來測量、解釋和評估中國人的社會行為,大有問題。

  

   其實,從20世紀60年代起,美國社會科學界就展開過自我批判,來檢討行為科學范式的局限。此后,從歐陸來的現象學和后結構主義的語言、權力和敘事等分析策略,開始與各類社會運動結合起來,形成云涌之勢,就像是“知識/權力的毛細血管作用”所刻畫的那樣,權力與反抗的研究視角也滲透在每個領域;我們的學者也仿效之,拿來便成了上手的時尚工具。事實上,知識/權力的分析策略有其歷史和現實中的根由,既與笛卡爾及啟蒙運動以降西方對于人的效能預設,即power或faculty有關,也與理性化的極度擴張所帶來的強制支配和精神壓抑有關,人性中的能力與社會政治中的權力交錯并行。這種由西方文明所獨有的特質轉化而來的權力關系模式,如何能直接拿來判別我們中國人社會生活的全部?

  

   于是,社會科學的本土化策略應運而生。本土化的分析概念,首先要從日常生活中來找,人情、面子和關系這些常用的說法,自然會蘊藏很多社會運行的機理。從生活感受來說,中國社會確實很講人情, “臉”的觀念對人格評斷有著重要意義,“面子”則可以使個人的社會地位超出群倫。按照滋賀秀三的說法,所謂“情理”,就是“常識性的正義衡平感覺”,這意味著,客觀的尺度很大程度上要靠主觀上拿捏分寸,由此便會造就一個關系性的社會世界,即是“社會個體運用行動策略同現存的社會結構相權宜的產物”;人們習以為常的現象,如權度、變通、擺平等隨之而來,終言之,這一本土化論說還是落實在了權力再生產的邏輯上。

  

   人情、面子和關系的說法,只是“表”,不是“里”。人情出于人倫的秩序,關系有分殊差等,各種面子的原理也大有不同,單靠外部分析,社會的內在本體及機理很難呈現出來。潘光旦講“中和位育”,費孝通講“差序格局”,都有很本質的邏輯在里面。近年來,一些學者把眼光放在了更原本、更深層的經史傳統中,嘗試去挖掘中國社會構造的基源。周飛舟等認為,中國社會中的差序格局,與以喪服制度為基礎的五服結構是同構的。周代禮制所遵循的“親親”、“尊尊”之道,不僅反映在宗族范圍內,亦據此擴展至親屬關系之外的社會政治領域,如爵位、分封和祭祀體系等。喪服制度的基本原則是一種基于自然關系的情感原則;緣情制禮,“既是基于對人在各種關系、情境下所具有的普遍性情感的認識,又是人們將自己個別的、具體的情感表達為這種普遍的、一般性情感的制度性安排”。

  

   概括說來,從行為科學的理性選擇論到配置性的權力關系分析,從中國人的臉面觀和關系說到以宗法制度為基礎的社會文明探源,目前有關中國社會生活的社會學分析,體現出四種研究范式。從理論移植的研究形態向內生性社會研究的視角轉化,是理解中國社會不可或缺的自主意識。但中國歷史持久綿長,其間往往經歷大的曲折變異,況且在當代社會納入現代世界秩序的過程中,社會的構造亦錯綜復雜,因而上述諸多討論還需經驗研究來印證。

  

   費孝通晚年就曾對以往的研究做過反思,說自己“還是沒有擺脫‘只見社會不見人’的缺點”。任何社會生活的邏輯和規則都不會自行空轉,倘若沒有人用自己的言行和思想參與其中,沒有發生在人與人之間的“事件化”過程將這些邏輯和規則激活,沒有人為自身和他人的生命歷程加以“敘述轉化”和“解釋重置”,文化也便無法得到傳承和延續。只有進入到具體的人的世界中,社會才會敞開、才會獲得真正的生命。

  

一、生命史的白描法


   通過返回我們的生活世界來重新發現中國社會,近些年來,社會學家再次表露了這樣的心聲。有學者認為,社會學家應該借鑒現象學的方法,懸置過度的理論預設,保持“社會”進行自我呈現的自然過程。也有學者指出,需要從“國家與社會”的權力關系范疇轉向“制度與生活”的視角,對于社會生活本身所蘊涵的各種日常訴求、生活技術以及民情和習慣法給予充分重視。更有學者提出,若重返社會世界,就必須重塑社區研究的要義,從地方權力精英、國家、市場、等級、社會流動、宗教—神話—知識等文明整體形態之于局部社會呈現的角度,對生活世界本身做完整的觀照。

  

   上述認識,都來自于田野工作中對“社會底蘊”的感受。這種感受讓我們不會迷失在時下流行的概念和意見里,努力回到最質樸、最親切的生活世界。不過,人類學家首先會對此提出質疑,就像當初利奇評說費孝通的《江村經濟》那樣:“像中國人類學者那樣以自己的社會為研究對象是否可取?”西方人類學與生俱來的學科偏好,是指向新大陸或殖民地的“異文化”的,或者像馬利諾夫斯基在此書“序言”中所說的那樣:“人類學,至少對我來說,是對我們過分標準化的文化的一種羅曼蒂克式的逃避?!鋇泄д咚坪醪徽庋?。費孝通晚年坦陳:如果人類學對于西方學者來說是一個“表演才華的戲臺”、一種“智力的操練或游戲”,那么他無法享受這種“悠悠自得的人生”。中國學者探尋自己所屬的社會生活,自然少不了傳統士大夫的那種同情與關切,“天下興亡”之際,怎能忘掉“學以致用”的責任?

  

   社會學前輩們是“敢于”承認這樣的情懷的。當年燕京大學的學生們追隨吳文藻等從事社區研究,便是從物質、社會組織和精神等三個層面入手來構建多層次的文化整體。王銘銘將其概括為人、物、神諸“存在體”共處的“社會共同體”,即是從“社會生活應研究的各方面”及其歷史的內涵出發,與多個外部世界加以完整關聯的(跨)文化系統。這一思想反映在燕京學派此后的整體研究和著述之中,而今天看來,其中“既見社會又見人”的代表作,當數林耀華的敘事體著作《金翼》。學界近來對《金翼》文本給予了充分重視,莊孔韶和王建民曾深入討論過由《金翼》開啟的中國田野民族志可持續的工作范式,王銘銘則強調要從吳文藻構建的廣義人文關系來理解費孝通、林耀華等所做的社會學中國化嘗試,趙丙祥提出,《金翼》所采用的生命傳記法,將社會學、人類學和歷史學傳統發展而來的各種敘事方法糅合起來,既有在西方知識社會學思路下與中國傳統史學的結合,又有社會結構論與人生史的結合,時至今日仍可謂人文與社會科學相綜合的創新策略。就社會解釋而言,劉志偉將林耀華的系譜性法則與弗里德曼的功能性法則做了對比,指出漢人社會的宗族研究,既要堅持人類學的親屬制度研究傳統,尤其是繼嗣群的系譜性法則,同時更需要將研究領域深入到家庭、房分、家族這些親屬團體的歷史構成中去,在社會具體的衍生和演變過程中給出更多的歷史學解釋。

  

   《金翼》寫于1940年,是林耀華在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后余暇生活中的信手之作,題材取自于家鄉福建省閩江流域的古田黃村,雖然作者曾于三四年前做過兩次田野考察,內容上卻更多地融入了自己的生活歷程。作者在四十年后的“著者序”中說:“《金翼》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小說。這部書包含著我的親身經歷、我的家鄉、我的家族的歷史。它是真實的,是東方鄉村社會與家族體系的縮影?!貝聳?944年首版,臘斯克(G. Lasker)作序,題為“隱然浮現的偉大目標”。從此標題可以看出,臘斯克始終在努力把握此書隱而未彰的意圖和風格,他說道:“假如從事社會研究的西方學者希望明了究竟是何種力量在維系著中國社會并使之運轉,就必須學會正確理解如權威和責任這類關鍵性的概念,使其脫卻眾多西方人習以為常的看法和實踐”,作者所運用的“非正統方法具有特殊的價值,可以使我們直接了解中國家庭的日常生活”。臘斯克隱約地意識到,林耀華采用的敘事策略,不僅沒有照抄照搬西方人類學的規范方法,也有意躲避掉了一些學科既定的描述和分析概念,甚至平鋪直敘的文風,像是在盡力避免情節上的跌宕起伏;似乎這樣的風格不再是基于科學敘事的要求,而是中國人之社會生活的本質呈現。

  

   首版《金翼》副標題為“一部家族編年史”。編年史(chronicle)的方法,本就是民族志(ethnography)的要求,即是對一種社會歷程之詳細完整的描繪。1932年秋,林耀華在燕京大學曾選修派克(Robert E. Park)教授開設的“集體行為”課程,深受影響,嘗引述道:“如果個人在社會中之關系為形式的,如果社會不止各分子總和,此種關系,應以互動或歷程解釋之”; “蓋人有社會嗣業,從交通(communication)造就而成,又從交通傳遞而來;社會之生命及其連續,全視乎前代之民風(folkways)、教化(mores),技術(techniques)與理想(ideals)能否傳于后代”。顯然,民族志所理解社區意義上的社會,首先是一種時間性的生成、演化和流變過程,是一種動態的機制化和結構化形式。社區亦是一種空間性的關聯形態,通過交往或傳播的方式與其他社區乃至國家不斷形成一種多向度傳遞的關系,進而形成彌漫或擴展性的文化網絡。雖然學界對于華南地區之宗族社會素有研究,后來亦對《金翼》多有評價,但《金翼》采用的所謂編年史手法,即在特定的時空關系中追蹤全面社會關聯的方法,將“社會”的自然展開作為其構造的環節和脈絡,則是獨具一格。

  

不過,編年史的呈現并非僅是一種單純的線性時間過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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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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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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