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仕凱:資本主義工業化、生產剩余國際分配與政治轉型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611 次 更新時間:2019-05-26 18:54:23

進入專題: 資本主義工業化   政治轉型  

汪仕凱  

  

   內容提要:民主政體有較高的經濟成本,它只能建立在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之上。資本主義工業化是實現財富增長的基本方式,因此成為民主政體得以建立和鞏固的深層次根源。由于資本主義工業化是在世界范圍內進行的,因而一個國家能否建立和鞏固民主政體,將取決于它能否從資本主義工業化創造的全球生產剩余總額中獲得足夠支付民主政體經濟成本的份額。一個國家在生產剩余國際分配中究竟能夠爭取到多大份額,則取決于這個國家在現代世界體系中的位置。生產剩余國際分配是高度不平等的,歐美國家分割了全球生產剩余中的大部分,因此它們最先建立了民主政體,第三世界國家由于只能在全球生產剩余分配中獲得較少的份額,因而難以建立和鞏固民主政體。只有當資本主義工業化創造的生產剩余足夠多,即使在不平等的生產剩余國際分配中仍然能夠獲得足以提供民主政體經濟成本的份額時,第三世界國家才能建立成熟的民主政體。世界大國之間的競爭將改變生產剩余國際分配的結果,中國復興意味著其它國家得到的份額相應減少了,因此起源于歐美國家的自由民主體制將面臨很大的變數。

  

   關鍵詞:資本主義工業化; 政治轉型; 現代世界體系; 生產剩余國際分配

  

一、研究緣起


   肇始于美國的金融?;?,不僅對世界經濟產生了災難性的影響,而且也對現代民族國家的民主政體造成了不可忽視的負面影響。這種負面影響可以從兩個方面得到說明,一方面是很多第三世界國家的民主政體遭遇了結構性?;募餿裉粽?,一些民主政體在挑戰面前甚至發生了崩潰,另一方面則是歐美國家的民主政體也受困于一系列治理難題,甚至出現了治理?;?,民主政體呈現出明顯的衰敗趨勢。民主政體在21世紀遭遇的困境,同它在幾十年前向東歐地區、亞非拉地區的迅速擴張,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如何從理論上解釋20世紀后期洶涌的民主轉型浪潮,以及民主政體在21世紀的敗退,構成了社會科學研究的一項重要議題。很多研究者都意識到了金融?;朊裰髡逅グ苤淶牧?,因此經濟因素構成了理論解釋得以建構的基本維度,甚至可以說,經濟因素是民主政體變異的深層次根源。

  

   經濟發展與政治轉型之間的關系始終是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命題,而金融?;約壩傷⒌拿裰髡灞湟?,則更是確認和彰顯了這個基本命題的重要性。馬克思對經濟與政治之間的關系有過經典的論述,他認為:“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態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痹諑砜慫嫉睦礪勐嘸錈?,經濟基礎當仁不讓地成為了政治轉型的深層次原因,進而言之,經濟基礎決定了政治上層建筑。有必要說明地是,馬克思這里說得經濟基礎的變更,主要是指長時段歷史里面發生的重大變化,而非是指經濟生活中那些短暫的、偶然性的變動。

  

   歐美國家在二戰以后迎來了將近三十年的經濟繁榮,第三世界的很多國家在經濟發展上也獲得了長足的進步,這都為塞繆爾·亨廷頓概括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奠定了基礎。從20世紀70年代以降的三十年里,有近100個國家實現了從非民主政體向民主政體的轉型,從而在人類歷史上首次出現了實行自由民主體制的國家占據多數的局面。民主政體的迅猛發展,讓很多研究者做出了似是而非的判斷。阿瑪蒂亞·森就認為民主政治是“一種任何地方的人民都會視為珍寶的普世價值”。無獨有偶,拉里·戴蒙德則更是認為民主政治是體現著世界歷史精神的被廣泛接受的價值。這些帶有黑格爾色彩的觀點實際上無益于問題的解答,特別是當民主政體在21世紀發生了衰敗的情況下,很難使人相信,一種精神觀念或者政治價值能夠保障民主政體不發生變異。

  

   民主政體的擴展同民主政體的衰敗總是相伴而行。亨廷頓在概括民主政體擴展的歷史時就特別提醒道,在每一次世界范圍內的民主轉型浪潮中都會伴隨著逆流,一方面是當一些國家開始民主轉型時另一些國家則開始了民主崩潰的過程,另一方面是民主化浪潮結束之后會出現回潮,即剛剛建立民主政體的國家旋即發生民主政體的崩潰。民主政體的擴張確實是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實現的,與此同時,民主政體的衰敗也是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發生的,政治轉型經驗上的反差對經濟發展是否構成了政治轉型的深層次根源提出了質疑。然而,民主政體擴張和衰敗的歷史,并不能簡單地否定經濟發展與政治轉型之間的聯系,它最多只能證明經濟發展與政治轉型之間并不存在明確的線性關系,這就意味著,研究者必須重新檢視經濟因素在相關理論解釋邏輯中的地位,從而在經濟發展與政治轉型之間尋找緊湊的解釋邏輯和具體的因果機制。

  

   本文的問題意識仍然根源于經濟發展與政治轉型之間的關系。筆者堅持了經濟因素構成了政治轉型的深層次原因這一基本主張,在此基礎上,本文致力于回答如是問題:經濟因素以何種形式并且借助何種中介機制影響了政治轉型。社會科學研究在概括現代化以來的政治轉型時習慣使用民主轉型這一概念,在第三波民主浪潮的支撐下,民主轉型甚至成為了比較政治學的主導型范式和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發展主題。但是,民主政體在21世紀的復雜經歷已然暴露了民主轉型概念在經驗歸納上的有限性,因為民主政體不僅會建立、鞏固,而且會崩潰,還可能出現衰敗,不僅第三世界國家會發生民主政體的衰敗,而且歐美國家也會發生民主政體的衰敗,所以民主政體的實踐經驗遠遠超出了民主轉型所能表達的內容。有鑒于此,本文使用政治轉型這一概念來描述現代化以來的政治變遷,它主要是對民主政體的形成、鞏固、崩潰以及衰敗等經驗過程的集中概括,這種經驗過程不僅來自第三世界國家,也發生在歐美國家。要言之,政治轉型就是民主政體在現代民族國家的演變過程,其中民主政體的建立和鞏固是主線、民主政體的崩潰與衰敗是輔線。

  

   通過將政治轉型納入到它同與經濟發展之間互動關系的視野下觀察,本文形成了以下核心觀點:財富是民主政體的基礎,因為民主政體必須不斷回應公民對于社會與經濟權利的要求,這種回應決定了民主政體存在著較大的經濟成本,所以民主政體只能建立在財富或者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之上。資本主義工業化是實現財富增長的基本方式,因此資本主義工業化才是民主政體得以建立和鞏固的深層次根源。由于資本主義工業化是在世界范圍內進行的,因而一個民族國家能否建立和鞏固民主政體,將取決于這個國家能否從資本主義工業化創造的全球生產剩余總額中獲得足夠支付民主政體經濟成本的份額。一個國家在全球生產剩余分配中究竟能夠爭取到多大的份額,則取決于這個國家在現代世界體系中的位置,居于中心地帶的歐美國家分割了全球生產剩余中的大部分,因此它們最先建立了民主政體。居于邊緣地帶和半邊緣地帶的第三世界國家,由于只能在全球生產剩余分配中獲得較少的份額,因而難以建立和鞏固民主政體,只有當資本主義工業化創造的生產剩余足夠多,即使在不平等的生產剩余國際分配中仍然能夠獲得足以提供民主政體經濟成本時,第三世界國家才能建立鞏固的民主政體。

  

   不言而喻,本文的研究支持了經濟因素在政治轉型中發揮了基礎性作用的理論觀點,只不過我認為,發揮了此種基礎性作用的經濟因素的形式是資本主義工業化,而且資本主義工業化推動民主政體的建立必須通過生產剩余國際分配這種中介機制來完成。生產剩余國際分配的核心特征就是不平等,它是現代世界體系的中心地帶支配和剝削邊緣地帶、半邊緣地帶的產物,因此歐美國家在生產剩余國際分配中占據了極大地優勢地位,這就意味著第三世界國家的工業化與政治轉型并不完全同步,這些國家的工業化是否推動民主政體的建立,將取決于它在不平等的生產剩余國際分配中能夠獲得多少財富,并且,如果這些國家在生產剩余國際分配中的狀況發生了變化,那么縱使它們建立了民主政體也會發生崩?;蛘咚グ?。當然,歐美國家的優勢地位并非穩如泰山,世界大國之間的競爭同樣會導致它們在生產剩余國際分配中的份額發生變化,如果它們所得的份額不足以滿足民主政體所需的經濟成本,那么歐美國家同樣會出現民主政體的衰敗,甚至存在崩潰的可能性。

  

   本文的論證將依照以下順序展開:首先,從經驗上概括資本主義工業化與政治轉型之間的關系,筆者發現現代世界體系中的現代民族國家經歷了兩次大規模的政治轉型浪潮,分別是歐美國家的政治轉型和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轉型;其次,雖然歐美國家的政治轉型同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轉型不盡相同,但是內在的因果機制則是一致的,即資本主義工業化創造的財富能否支持民主政體的經濟成本,因此必須以民主政體的經濟成本為基礎建立理解現代國家政治轉型的統一框架;再次,從民主政體的經濟成本出發,集中論述生產剩余國際分配的中介作用,進而概括資本主義工業化與政治轉型之間存在的因果邏輯;最后,本文將分析世界大國之間的競爭對生產剩余國際分配的影響,進而討論形成于歐美國家并由它們積極推廣的自由民主體制在現代世界體系中的興衰沉浮。

  

二、資本主義工業化、現代世界體系與政治轉型


   資本主義工業化使人類社會邁入財富快速增長的時代,而且為了保持財富的快速增長,資本主義走遍全球從而使得工業生產逐漸變成世界范圍內的事情,因此,生產與交換密切聯系在一起的世界經濟體以及作為世界經濟體的政治上層建筑的現代民族國家體系得以形成,世界經濟體以及現代民族國家體系共同組成了現代世界體系。現代民族國家是現代世界體系的基本單元,資本主義工業化為現代民族國家創造了巨額財富,現代民族國家則為了財富努力推動資本主義工業化的發展,現代民族國家的政治轉型就在這種相互促進的歷史過程中發生了。率先開啟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歐美國家最早開始政治轉型,但是歐美國家民主政體的最終成熟,則是資本主義工業化在亞非拉地區獲得重大發展之后的事情。資本主義工業化在亞非拉地區的長足發展推動了第三世界國家集體進行政治轉型,但是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轉型過程有著鮮明的反復性。

  

現代民族國家的政治轉型總是同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擴張相伴而行,而財富則是將兩種進程聯系在一起的粘合劑。工業是建立在機器設備基礎上的密切協作的產業,它極大地擴大了原材料的使用規模和生產效率,工業化從根本上改變了經濟增長的速度,財富以令人驚異的規??燜倩燮鵠?,于是世人多以“工業革命”指代資本主義工業化進程。大衛·蘭德斯將工業化比喻成“解除束縛的普羅米修斯”,工業化給西歐創造的財富和制造的力量震懾了世界,也讓西歐沉浸在從未有過的全面勝利之中,他認為全世界在19世紀就皈依了一種“崇尚工業與財富”的宗教般的信仰。財富和力量發揮了巨大的示范效應,吸引其他國家進入到工業化的進程中來,于是首先在歐美國家之間形成了競爭。蘭德斯言道:“工業革命為這場角逐創造了一個新的焦點——通過工業化獲取的財富,這一焦點迅速地轉成又一場你爭我奪的追逐游戲。(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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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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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世界經濟與政治》2019年第4期,第129-1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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