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春芽:在代表與排斥之間

——西方現代國家建構視野中代議民主發展的路徑與動力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50 次 更新時間:2019-05-29 23:40:22

進入專題: 國家建構   代議民主  

高春芽  

   內容提要:代議民主是西方政治現代化的成果,它重構了民主、代表、選舉這些富有古典或傳統色彩的歷史元素。代表制在起源上與民主政治并無關聯,它將社會大眾排斥在政治過程之外。為了論證政治排斥的合理性,存在選擇性代表和實質性代表兩種形式的代表觀。前者認為普通成員經濟能力低下將導致其政治能力不足,主張限制大眾參與政治;后者則宣稱政治制度能力的包容性,認為由小部分人選舉產生的代議機構可以維護國家整體利益。這兩種看似方向相反的排斥機制,共同強化了政治過程的封閉性。隨著代表制和民主制的融合,代表制開始展現平等的精神,民主制逐漸具備代議的形式。代議民主從程序上將社會同意轉化為對國家權力的正當性支持。政治參與不僅是建構政治代表性的必要環節,而且是公民獲得制度容納的重要標志。

   關 鍵 詞:國家建構  代表  排斥  代議民主

  

   民主制是歷史現象,古希臘就建立了公民直接參與的民主政體。代表制也是傳統事物,歐洲中世紀就存在市民代表參加的等級會議。但民主制與代表制相結合所形成的代議民主,則是政治現代化的成果。代議民主以選舉的方式產生代表,伸張了代表政治的平等價值,并以代表的方式實行民主,擴大了民主政治的適用范圍。在民族國家的空間環境中,民主、代表、選舉這些具有古典或傳統色彩的歷史元素相互融合轉化,逐漸成長為現代政治體系中的代議民主。西方國家代議制政體的社會基礎最初比較狹窄,具有強烈的排斥性,只有特權集團或有產階層擁有代表權。由于社會大眾被各種資格限制剝奪了選舉權,國家事實上成為階級統治的工具。為了實現公民權益得到合法代表,遭受政治排斥的社會群體發動了各種形式的集體抗爭。西方現代國家由此經歷了代議民主的發展階段,普遍選舉最終成為民主政體建立的標志。從國家與公民之間關系的角度,民主發展既可以根據選舉權的擴張作出判斷,也可以從政治排斥的弱化加以分析。代議民主的發展即是突破各種選舉限制,建立包容性政治制度的過程。本文以西方現代國家建構過程中的排斥機制作為分析視角,考察代議民主發展的路徑與動力。

  

   一、現代國家的代議制:規模與結構

  

   現代國家的制度建構,是代議民主形成和發展的內在動力。從中央和地方關系的維度,現代國家結束了領土范圍內政權散亂的局面,實現了對強制性暴力的合法壟斷。具有集權特征的國家機構成為政治秩序的權威維護者。從國家與社會關系的維度,權力的組織化滲透提升了政治一體化水平,社會訴求已是國家政權直接面對的客觀現實。國家滲透社會的過程同時也是其嵌入社會的過程,政治系統的運行在觀念和行為上有賴于社會成員的認同與配合。隨著統治權的社會基礎的擴張,現代國家擺脫了傳統政治的私人或地方屬性,成長為具有代表性的公共機構。在傳統政體中,統治的正當性主要源自社會習俗或宗教觀念的支持,政治資源掌握在小集團手中,統治權只需獲得關鍵精英的同意,不存在合法有序的精英競爭和大眾參與。社會成員固守的依附心理,有利于統治者將其排斥在政治過程之外。而在現代國家的建構中,新興階層開始依據權利平等的觀念尋求政治參與,打破封閉的政治過程。公民通過選舉代表建立代議機構,并由其負責任地行使權力,這逐漸發展為現代民主政治的普遍形態。代議民主的出現既與國家體量的擴張有關,也與國家屬性的轉變相連。作為政治世俗化的結果,現代國家既不是自然演化的產物,也不是神秘意志的體現,而被視為個人自愿結合的共同體?;詮袢ɡ降仍虻難【?,是建構國家公共性的社會力量。在國家與公民關系的意義上,代議民主是大規模共同體中的制度創新,它通過公開選舉的方式將社會同意轉變為政治統治的正當性依據。政治服從不再是無條件的義務,社會同意成為論證政治服從的必要程序。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代議民主并非精英人物理性設計的作品,而是經濟結構變遷、社會心理轉換、政治得失權衡等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圍繞代議民主的形成機制問題,政治學研究主要從國家規模的空間特征、人民主權的政治心理等角度展開論述。由此形成了“國家規模說”“人民主權說”和“稅收起源說”等三種解釋代議民主發展的理論觀點。

   第一,國家規模說。從社會環境的特征探討政治發展的動力,是代議民主研究中廣泛采用的分析路徑。現代國家通常擁有廣土眾民,龐大的人口和地域規模,使得公民直接參與的古典民主制無從施行。如何在大型共同體中建立穩定的政治秩序,凸顯為對自治理念的重大挑戰?;詮夜婺5腦際跫?,代議民主是在直接民主缺乏社會支撐的情形下,處理公共事務的現實選擇。代表制的實行“主要是因為社會規模過大”①。通過周期性的選舉,以代議政治的形式實現公民自治的實質,成長為適應現代社會的“修改的民主政治”②。從國家規模的角度探討制度創新的動力,肯定了代議民主具有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的雙重邏輯。就現實主義而言,現代國家中的民主政治面臨集體行動的難題,它從大型政治共同體中產生小型代表集團,通過代表行使統治和管理權,以此實現國家治理的效率原則。就理想主義而言,代議民主堅守公共利益的目標,借助程序上的社會賦權和政府問責,以此實現政治決策的正當原則?!骯夜婺K怠憊刈⒋槊裰魃傻幕肪程卣?,它從內生性的視角考察國家建構與民主形式之間的制度聯系,但其中也蘊含著解釋力自我限制的潛在因素。首先,既然認為代議民主是國家規模約束下的政治選擇,那么當社會制約變得寬松時,代議民主的合理性就會部分消解。在信息條件和組織技術的幫助下,社會規模的障礙趨于弱化。曾經被視為具有理想色彩的直接民主,可以成為符合現實條件的理性選擇。其次,代議民主制的出現,促使人們關注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結構性聯系,選民參與和政黨競爭被視為民主過程的主要特征。但將代議民主界定為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銜接機制,容易忽視社會成員之間政治互動的民主意義。民主的最初內涵就包括公民之間“相互作用的直接性”③。選民的政治參與只是政府合法獲得公共權力的起點,公民之間的協商同樣可以營造民主政治的社會環境,提升自我治理的能力。

   第二,人民主權說。從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可以發現,廣土眾民通常被視為專制國家出現的有利條件,不利于實施共和政體。孟德斯鳩(Baron de Montesquieu)就認為,“國家越大,偶然事件便越多?!雹苤揮星坑辛Φ淖ㄖ憑韃拍艿被⒍?,維護統治秩序。與“國家規模說”形成對照,一些學者深入考察了代議制度的社會心理基礎,認為代議民主形成的關鍵原因不是共同體規模的擴張,而是人民主權思想的傳播。民主政治之所以能在民族國家的土壤中生根發芽,不是因為社會環境阻力弱小,而是因為政治觀念的更新。代議民主的發展,是主權來源于人民的思想從觀念升華為制度的過程。西方近代君主曾經聲稱權力來自人民,以此反對教會統治,捍衛世俗王權的自主性。在商品經濟和市民社會發展的背景下,資產階級、無產階級也先后依據人民主權學說,要求分享政治權力、維護公民權益。作為否定性的觀念,人民主權學說對于批判專制統治,發揮了革命性的作用。作為肯定性的力量,人民主權思想需要落實為日常的制度安排,依據政治權力建構公共秩序。雖然有些思想家竭力反對代議制,宣揚主權不可代表,但在民族國家的空間條件下,代議制最終成為人民主權的實踐形式。代議民主在政治過程中實現了主權與治權的分離,“名義上的權力歸屬同實際行使權力便不能由同一只手來完成”⑤。從選舉中產生代表,并由選民對代表實行任期控制。選舉和代表成為人民主權轉化為政府治權的聯結機制。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把代議民主理解為“人民批準的治理”⑥,形象地指出了人民主權和政府治權之間的區別與聯系。如果說國家規模的視角,指出了大國民主和小國民主存在質的差異,人民主權視角下的代議政治,則認可了大眾與精英之間的分工。選民擁有參與政治的權利,并不等于他們具備統治國家的能力,政治代表是彌合其中差距的中介載體。代議民主肯定了權力來源于人民的原則,但就權力的具體實施過程而言,是代表而非選民直接行使決策權。選民向精英賦權,代表向大眾負責,這構成了代議民主的完整鏈條。從中可以發現,代議制具有技術和價值的雙重屬性。代議民主作為直接民主的替代性轉換,是實現大型共同體自我治理的“技術性發明”⑦。國家治理通過公開的選舉實現了統治權的和平轉移,規范了公共利益的政策導向。但現代語境下的代議制不只是建構正當性權力的程序技術,還是肯定平等價值的“民主的技術”⑧。

   第三,稅收起源說。除了從空間規模、社會心理的維度,探討代議民主的形成機制外,政治社會學、財政社會學等方面的研究還從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視角,將代議民主的發展視為國家對社會依賴性增長的副產品,延續了“政治代表制的稅收起源”⑨。西方現代國家的建構伴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私人部門日益成為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為了有效地提取稅收,“國家不得不與私人部門討價還價,并在政治上對社會做出讓步”⑩。資源提取的制度化推動了政治代表的民主化,納稅人在國家與社會的連續性協商中,成長為具有選舉權的公民。上述這些研究視角總體上具有結構一功能主義的傾向,將代議民主或者視為空間規模、社會心理變遷的結果,或者視為國家與社會關系自我平衡的表現。在宏觀結構的視野中,代議民主顯示了共同體規模擴張后,如何在制度創新中實現功能調適,通過社會賦權伸張政治平等的價值。代議民主的實質是政治包容性的生長,具體表現為選舉權的擴大和政治回應性的增強。如果在宏觀結構分析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還可以把代議民主的發展視為突破各種政治排斥的行動過程。任何長期存在的排斥性制度,除了依賴強制力量的支持外,還擁有與之配合并發揮合法化作用的政治觀念。代議民主的發展即是否定排斥性代表觀念和制度的過程,最終在社會抗爭的推動下,實現普遍的“民主公民身份(democratic citizenship)”(11)。

  

   二、政治代表的邏輯:委任與信托

  

   代議民主包含代表制和民主制兩種成分,二者都曾以不同的歷史形態存在。西方國家代議民主的理念基礎可以追溯至中世紀,它“由一些具有不同來源的思想因素經過生長、轉換、蛻變、更新以及相互融匯的復雜過程而形成”(12)。與流行的看法不同,雷菲爾德(Andrew Rehfeld)認為,在起源上“政治代表根本就不是一種民主現象”(13)。中世紀晚期出現的是具有等級身份意義的代表制,國王召集教士、貴族等特權成員組成議事機構,通過協商的方式解決司法、稅收等問題。民族國家興起后,代表和民主的觀念趨于融合。代表由選舉產生并對選民負責,被視為政治統治獲得社會同意的表現。代表制具有了平等的精神,民主制具備了代議的形式。隨著商業、城市的發展,尤其是階級結構的變化,資產階級、工人階級等新興力量開始要求選舉代表進入議會,尋求平等的代表權。正是在選舉權不斷擴大直至實現普遍選舉的基礎上,代議制民主政體得以確立。代議民主的發展即是代表制逐漸被賦予民主精神的過程。不同于歷史上的王朝國家,現代國家是國民共同所有的政治共同體。現代國家確認了人民主權思想,但由于國家規模的擴張,社會成員需要借助代議政治的渠道選舉代表,由其組成具有國民代表性的議事機構。議會在理想的意義上應該成為“國民的縮圖”(14)。通過將國民的各種訴求整合到集體決議中,公共權力發揮了維護全體國民權益的作用。由于權力來源和權力行使的區分,如何保障代表在公益方向運用權力,是民主政治面臨的直接問題。

現代國家圍繞代表權限產生了各種爭論,其中的焦點在于代表的自主性及其限度。有關代表的角色功能,即代表與被代表的關系,形成了委任式代表和信托式代表兩種觀點。委任式代表觀主張,代表是選民的代理人,須按照選民的意志行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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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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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政治學研究》 2017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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