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新水:論話語的合作性轉向及其治理價值的凸顯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76 次 更新時間:2019-05-29 23:44:47

進入專題: 話語     社會性     競爭性     合作性  

謝新水  

   內容提要:古希臘以來,哲學特別是語言哲學對話語社會性的探索從未隔斷,但就這些探索對社會治理價值的認識和揭示而言,僅僅是邁出了第一步。從工業化到后工業化的社會發展過程中,理論界對話語治理價值的認識發生了轉向,???、馬爾庫塞和喬姆斯基等學者全面、深刻地揭示了權力與話語結合的廣泛性、話語競爭的普遍性、話語控制的壟斷性及其對國際關系和社會治理的負面影響;隨著時代的發展,巴赫金、格萊斯、馬丁·諾瓦克等學者又轉向了對話語合作性的探索,慢慢打開了探索話語合作性的大門?;壩锏暮獻饜宰蠆壞峭貧獻饜卸?、合作治理、合作社會形成的內在動力,而且是推動全球治理形成的首要因素。

   關 鍵 詞:話語  社會性  競爭性  合作性  合作的社會  合作治理

  

   人類社會的發展與語言的發展一直相伴隨。在日常生活中,語言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在集體行動中,語言溝通同樣不可或缺。自古希臘以來,哲學特別是語言哲學,就開始探索話語①的社會性,但就其對話語的治理價值的認識和揭示而言,僅僅是第一步而已。工業社會以來,理論界對話語競爭性的認識快速發展,???、馬爾庫塞和喬姆斯基全面揭示和暴露了話語競爭性對社會治理的負面影響。在一個“合作的時代”正迎面走來的新時代,如果我們能夠把握和認識話語的合作性,并基于話語的合作特性去建構社會治理中的合作行動,合作社會的形成和治理就更有可能取得成功。本文梳理了理論界探索話語的社會性、競爭性和合作性的歷程,以此為基礎,分析了話語的合作性在全球化和后工業化過程中的治理價值。

  

   一、話語的社會性及其治理指涉

  

   人類首先認識的是語言的社會功能。在古希臘,哲學家就開始探索和認識語言的功能。例如,蘇格拉底和柏拉圖便將語言作為認識事物的工具,柏拉圖的哲學開始用對話的方式來表達、解釋和揭示真理。作為一種辯證討論方法和教學方式的“蘇格拉底對話”,對“理想國”進行了系統建構,體現了話語的治理價值指向。亞里士多德研究了語言在詩中的應用,《詩學》是他系統探索藝術語言的成果,但他的《政治學》一書卻沒有提到話語的治理價值。中世紀的奧古斯丁覺察到了一種現象:言語通過對世界的對象進行命名而創造了萬物,因此他指出了人類學習語言的一種方式。這一方式被維特根斯坦稱為“奧古斯丁圖像”,即學術界所說的“實指定義”。奧古斯丁將人、語言和世界聯系起來思考,推進了人類對語言的社會功能的認識。17世紀著名的思想家萊布尼茨把語言視為共同體共享的符號、人類歷史發展的見證與人類認識的起源,并希望找到一種通用語言并將其世界化,但他沒能完成這一任務。這也說明,萊布尼茨意識到了話語在世界共同體治理中的作用。

   到了20世紀,哲學和對語言哲學的探討成為同義語,特別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西方哲學發生了轉向,很多哲學流派,如分析哲學、詮釋學和結構主義哲學都走上了語言哲學的道路②。簡單而言,語義學和語用學是語言哲學發展的兩條路徑,后者對話語社會性的探索做出的貢獻更大。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奧斯汀(J.L.Austin)、塞爾(Searle)的研究成果對話語的社會性的揭示最為深刻。

   索緒爾指出了語言的契約性。他認為,語言是言語活動中的社會部分,個人以外的東西,個人本身不能創造語言,也不能改變語言;它只能在社會成員間通過一種契約而存在③。這一觀點表明:在社會運行過程中,語言通過一種契約性方式在社會溝通中展示其社會性,契約性體現的就是語言的治理功能,即語言整合了社會。維特根斯坦認為,語言是日常生活中的現實活動,是人表達思想的載體和結果,是整個文明的基礎,他提出了“語言游戲論”,認為對語言的理解和把握應該放在日常生活當中④。盡管與日常生活不可分離的語言,必然隨著人類生活的社會化和語言社會治理功能的顯露而逐漸凸顯其治理價值;但是,探索話語社會性的理論,只有觸及到人的社會行為才能真正得以揭示。從這一方面看,奧斯汀的言語行為理論對此做出了重要貢獻。

   奧斯汀將言語行為分為話語行為、話語施事行為和話語施效行為?;壩鐨形侵桿黨雋擻幸庖宓撓錁?,探討話語和事實是否相符;話語施事行為是指以一種話語施事的力量說出了句子,表明了話語和事的關系;話語施效行為是指說出什么而達到某種效果的行為,是指話語在感情、思想和行為上產生了一定影響⑤。奧斯汀的理論將話語與意義、事實和行為效果連接在一起,指明了話語在感情、思想和行為方面的價值,說明他的理論已深入觸及到了話語權,其理論的社會性指向十分明顯,特別是話語施效理論的提出,對話語的社會治理意義的揭示有很好的價值。然而,也有研究者指出,他的理論“最終結局只能是以單一話語為研究對象的純粹語言或邏輯分析而已”⑥。

   塞爾對奧斯汀的理論進行了完善,他將話語的社會性作為語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來對待。他認為,即使是語言本義這種明顯的交流也需要社會因素的幫助,而不是純語言所能獨自完成的⑦。他將語言的意向性與人的心靈、思想和社會聯系起來考察,并將這一概念吸納到其言語行為意義理論之中,進一步研究了心靈是如何對聲音和符號賦予意向性,從而賦予其以意義并同實在相關聯的⑧。他的意向性概念的重要特點是“使每一個語言不再是紙上的符號或聲音,而是具有了一定的意義,并與對象有了確定的關系”⑨。如果話語脫離了紙面成為社會性符號,那么,它必然要進入社會并在社會中起作用,進而顯示和實現其社會性中隱含的社會整合功能。進一步說來,由于人的意向性,話語不只停留在判斷和陳述層面,不僅僅停留在情感表述層面,而是命令、服從的表示,是斷定、質問、肯定或者否定……盡管,日常生活話語中的服從包含和承載的只是“一種道德意義上的義務而不是政治意義上的義務”⑩??杉?,語言的意向性概念引導話語表現出了一定的社會性并有指向社會治理的意義。

   語言哲學對話語社會性的探索有一個漫長且不間斷的過程,目前,我國學者亦提出了語言和意義的社會建構論。這一理論認為:語言的首要功能是交流而不是表征,本質上是一種社會現象。語言的意義來源于人與外部世界的因果性互動,以及人與人的社會性互動,由語言共同體的集體意向所確立,基于語言共同體在長期交往過程中形成的約定之上……語言和意義隨著語言共同體的交往實踐或快或慢地變化。(11)這一研究成果對既往的理論進行了提升,指出了話語的意義建構與共同體交往和治理的關系。與20世紀三四十年代相比,理論界對話語社會性的探索有所淡化。毫無疑問,如果理論界對話語社會性的認識越充分,那么這種認識為探索話語的其他特性打下的基礎就越雄厚。當然,從社會治理的角度來看,語言哲學如果僅僅停留或者拘泥在話語社會性的探索層面,也很難充分揭示話語的治理價值,畢竟這一探索沒有將探索話語的治理價值作為重點。

  

   二、話語的競爭性、控制與有組織地撒謊

  

   話語具有競爭性,這從日常生活中的辯論和爭吵中可以看出來,而在治理層面,話語的競爭性體現的不僅僅是一種道德意義上的義務,更多的是政治意義的,體現的是權力、控制和話語權壟斷。

   如果要追索源頭,在西方,對話語競爭性的研究始于公元前4世紀古希臘的修辭學?!靶藪茄У難芯慷韻笫槍慚菟?、公共話語的建構手段、方法以及話語的信息結構和風格?!?12)在這一方面,亞里士多德和西塞羅對此做出了重要貢獻。西塞羅指出:“公共演講的任務是討論那些可供公民使用的法律和習俗已經規定的事情,并盡可能確保聽眾的贊同。有三種案例是演講者必須處理的:展示性的、議事性的、司法性的?!?13)當然,對于古希臘而言,是否有公共演說和公共話語需要仔細斟酌,但總體上修辭學視野中的話語主要是為演講和論辯而設,其目標是為了提高希臘城邦公民在參與共同體生活中的競爭性。

   在現代政治領域,政治話語盡管被西方民主中一人一票的投票規則和程序所掩飾,實質上,所有的政治話語都是權力的隱性載體,也是權力斗爭的工具和斗爭的外在表現形式。西方國家的政治話語是工業社會競爭特征的充分體現。由于這個社會的主流文化、思想和人的心智模式都內含了明顯的競爭性思維,在這一時期,國際關系問題、執政黨話語權問題、弱勢群體話語權問題、網絡傳媒話語權問題,都采用競爭視角來研究話語(14)。概而言之,資本主義社會關注話語的競爭性,主要是因為政治生活的競爭性,其次是因為經濟生活的競爭性。

   工業社會的競爭性文化深度滲透到了社會運行邏輯之中。從???、馬爾庫塞和喬姆斯基對資本主義社會話語競爭性越來越深刻的揭示可以看出,話語的競爭性在資本主義社會治理中已經被普遍應用,而且,話語競爭性在社會治理中的負面價值也非常巨大。

   ???Foucault)對資本主義社會話語與權力的一體關系、話語物化的普遍性和話語權的精神統治進行了深刻揭示。他將話語放在社會環境中來分析,認為社會是話語產生的母體,并認識到了話語和權力的一體性,認為“話語和權力是不可分的,真正的權力是通過話語來實現的”(15),是與之共生的工具。進一步而言,話語既然成為了統治者的工具和權力的載體,話語與權力就很難分割,它不僅是施展權力的工具,而且還是掌握權力的關鍵(16),所以,“主流話語往往是政治權力、文化權力的一種‘知識型構’,話語權其實就是一種精神統治權,話語權從來掌握在占統治地位的一方”(17)。這說明了話語與權力是一體性地在社會治理中發揮作用的?;箍梢鑰吹?,在資本主義社會,權力所有者將話語物化為排斥、壓制、打擊和斗爭的工具,話語也是制造社會不平等、不公正的軟工具;??祿菇執緇岬惱?、法律、道德、知識和文化都視為話語的物化形式體系,并將權力視為這一物化體系中的因變量。這樣的揭示是非常深刻的。

   如果說??率竊諫緇岷腿Φ囊話鬩庖逕咸教只壩锏木赫?,那么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則將話語權放在國家框架內討論,指出了資本主義國家在話語控制方面的壟斷性,也就是說,話語已經成為了國家統治的重要工具。他認為,話語與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是“一體性”的,話語問題是真正的現實政治問題,也就是權力斗爭問題,資本主義社會的話語競爭性已達到了很高的壟斷程度。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通過科技對話語傳播的控制是資本主義國家控制話語的重要方式,其后果是,“它的公共力量塑造著傳播領域,使得單向度的行為在其中表現出來”(18),正是通過對話語傳播的壟斷控制,資本主義國家的文化被清洗成為單向度的文化,因此語言也成為了單向度的語言(19)。由于利益集團之間的斗爭,資本權力和政治權力都為了各自的目的參與話語控制。這一參與過程有其共同特點,那就是“訓練人們忘記否定的東西,或把否定的東西變成肯定的東西……”(20)。總之,資本主義社會對話語的壟斷成為了對社會最全面的控制,話語權也成為扭曲社會發展的工具,某種意義上,單向度的社會是資本主義社會對話語壟斷性控制的結果。

作為生成語法理論的創建者,喬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認為人具有語言的生成機制,語言是每個人都自由擁有的技能,自由是人類的最高價值(21),因此,他很看重以言論自由為基礎的話語權。與??潞吐磯餿啾?,他對資本主義話語權的批評程度更加激烈,視角更寬廣。他旗幟鮮明地反對美國政府、利益集團對話語的控制,認為美國的主要媒體都服務于國家機構和私人利益集團,并通過新聞過濾器控制并壟斷話語,左右公共輿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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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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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7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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