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功青:彼特拉克《秘密》中的上帝與自我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79 次 更新時間:2019-05-31 12: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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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功青  
使得上帝在中世紀人類生活中的支配性受到了嚴重的削弱。然而,對彼特拉克這樣的人文主義者乃至后來的啟蒙哲學家來說,作為永恒存在者的上帝不會被輕易否棄。事實上,《秘密》自始至終也都承認上帝的這種重要性。但是,《秘密》所開啟的自我治療方式,將自我確立為人面對自我、世界和他者的根本原則,不可避免地將上帝劃為自我的對象,歸入次要的位置。上帝沒有從《秘密》中消失,但它對于個體自我的生活而言,早已沒有中世紀那么重要。歷史地看,由彼特拉克敏銳地感受到并推進的人在上帝面前的這種覺醒,構成了整個文藝復興的基本動力,也深刻地影響了整個現代哲學的進程。

   彼特拉克在《秘密》中對個體自我的塑造,深刻地影響了現代哲學的發展。吉萊斯皮指出,笛卡爾哲學鮮明地體現了個體性的特征。在《談談方法》中,笛卡爾宣稱他只試圖改變自己,意思是希望每個人都通過自身來認識科學的真理。此外,“我思故我在”的道路不僅從個體自我開端,而且屬于每一個個體。個體只要遵從他安排的道路,都可以從“我思”認識到“我在”。吉萊斯皮認為,笛卡爾的上述哲學工作正是“始于彼特拉克那里的個體性觀念,這種觀念在皮科等人的普羅米修斯式的個體主義那里得以完成”(33)?;謊災?,作為現代哲學的開端,笛卡爾的哲學體系內在地依托于彼特拉克對個體性的發明。彼特拉克對現代哲學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不過,在彼特拉克個體自我觀念的背后,也蘊含著重重?;?。一方面,當自我成為自身的根基時,它意味著支點,意味著主體性和自由;另一方面,它意味著無根基性,意味著不安。而一個沒有根基的自我,時刻都有墜入深淵的危險。終其一生,彼特拉克仿佛一個“雙面人”,一邊極力肯定自我,一邊苦苦哀求上帝,在上帝和自我、虔敬(pietas)和人性(humanitas)之間苦苦地掙扎。而彼特拉克之后的思想家,無論是文藝復興時期的費奇諾、皮科,宗教改革時期的路德、加爾文,還是作為啟蒙運動先驅的笛卡爾、霍布斯,都不得不在他開啟的上帝與自我的張力結構中繼續思考。如何安頓一個矛盾重重的“雙面人”、一個不安的自我,是彼特拉克留給文藝復興和現代哲學的特殊難題。

   注釋:

   ①許多學者質疑這次登山的真實性,認為它只是彼特拉克的虛構。參見吉萊斯皮:《現代性的神學起源》,張卜天譯,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2,第76頁注釋⑤。

   ②《秘密》的拉丁文—意大利文對照本,參見Francesco Petrarca,Secretum,A cura di Ugo Dotti,BUR Rizzioli,2011。英譯本參見Petrarch's Secret or the Soul's Conflict with Passion,William H.Draper(trans.),Chatto & Windus,1911。中譯本參見彼特拉克:《秘密》,方匡國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

   ③H.James Shey,"The Form and Meaning of the Secretum",Petrarch's Secretum with Introduction,Notes and Critical Anthology,Davy A.Carozza and H.James Shey(eds.),Peter Lang,1989,p.9.

   ④⑤彼特拉克:《秘密》,第68頁;第104頁。

   ⑥Augustine,De doctrina Christiana,1.1.4.中譯本可參見奧古斯?。骸堵芻澆探桃濉?,載奧古斯?。骸堵哿榛曇捌淦鷦礎?,石敏敏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第16-17頁。

   ⑦⑧(11)彼特拉克:《秘密》,第11頁;第16頁;第133頁。

   ⑨在萊維看來,《秘密》中奧古斯丁對死亡的沉思“屬于純粹的基督教實踐”,因為“斯多亞派認為不應該害怕死亡”。參見Giulio Augusto Levi,Classical and Christian Thought in Petrarch's Secretum and in the Familiares,pp.230-231。筆者不同意他的看法。誠然,斯多亞派認為不應該害怕死亡,但同樣,對于虔信的基督徒來說,死亡也并不可怕。我們不能簡單地因為奧古斯丁要求沉思死亡,就將他認作純粹基督教思想的代表。

   ⑩關于Accidia含義的變化,參見Wenzel,"Petrarch's Accidia",Studies in the Renaissance,Vol.8(1961),pp.36-48。

   (12)參見撒路斯提烏斯:《喀提林陰謀朱古達戰爭》,王以鑄、崔妙因譯,商務印書館,1996,第148頁。

   (13)參見Heitmann,Fortuna und Virtus:Eine Studie zu Petrarcas Lebensweisheit,Passim,1957。轉引自Alexander Lee,Petrarch and St.Augustine,Brill,2012,p.70。

   (14)Alexander Lee,Petrarch and St.Augustine,p.73.

   (15)正如奎倫所說,《秘密》乃是“借用奧古斯丁的權威,來探索人文主義復興和重估古代的文學和文化標準”。參見Carol Quillen,Reading the Renaissance:Petrarch,Augustine and the Language of Humanism,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8,p.190。

   (16)Trinkaus,In Our Image and Likeness,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95,p.17.

   (17)Tateo,"Interior Dialogue and Ideological Polemic",Petrarch's Secretum with Introduction,Notes and Critical Anthology,p.259.

   (18)(19)(20)彼特拉克:《秘密》,第139頁,譯文根據拉丁原文有調整;第39頁;第140頁。

   (21)彼特拉克:《秘密》,第142頁。拉丁文原文為:Itaque istum esse ordinem,ut mortalium rerum inter mortales prima sit cura; transitoriis eterna succedant quod ex his ad illa sit ordinatissimus progressus:inde autem regressus as ista non pateat。

   (22)如果將彼特拉克和早他幾十年的但丁進行比較,彼特拉克思想的激進性就變得顯而易見。和彼特拉克一樣,但丁也承認世俗事物的價值,肯定那些為了追求世俗榮耀的人物的價值。但是,在但丁那里,對世俗事物的愛永遠不能超過對上帝的愛,永恒事物和世俗事物之間具有明顯的高低關系。這一點在《煉獄篇》中體現得一清二楚:那些愛塵世事物太過的人,注定要在煉獄中經受洗禮。其罪性,就在于愛世俗事物超過了愛永恒事物。關于永恒事物和世俗事物在但丁思想中的關系,還可參見吳功青:《帝國、教會與上帝——但丁的“二元論”及其理論困境》,《學?!?016年第5期,第171-177頁。

   (23)(25)彼特拉克:《秘密》,第152-153頁;第49頁。

   (24)Petrarch,"Ascent of Mont Ventoux",The Renaissance Philosophy of Man,edited by Ernst Cassirer etc.,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9,p.44.

   (26)彼特拉克對自然及自然科學的輕視可參見Trinkaus,In Our Image and Likeness,pp.4-5。

   (27)彼特拉克:《秘密》,第60頁。

   (28)吉萊斯皮將《秘密》與《懺悔錄》文本進行對比后指出,“在《懺悔錄》中,奧古斯丁直接向神言說,將其靈魂完全袒露給已經徹底了解它的神,希望寬恕和救贖他的罪。而在《我的秘密》中,彼特拉克是在向一個早已故去的對他一無所知的人言說,其目標不是獲得寬恕,而是治療自己”。參見吉萊斯皮:《現代性的神學起源》,第79頁。

   (29)cf.Trinkaus,In Our Image and Likeness,pp.11-13.

   (30)Trinkaus,Poet as Philosopher:Petrarch and the Formation of Renaissance Consciousness,Yale University Press,1979,p.128.

   (31)在奧古斯丁看來,上帝是比自我更深的自我。而人要想獲得自我,就必須預先拋棄自我,將自己交給上帝。在《懺悔錄》中,他的皈依之旅深刻說明了這一點。關于奧古斯丁的皈依和自我的分析,參見孫帥:《自然與團契:奧古斯丁婚姻家庭學說研究》,上海三聯書店,2014,第98-104頁。

   (32)在這里,我們實際上能夠區分兩個層級的自我。第二個層級,是弗朗切斯科和奧古斯丁所代表的自我,它們是二階性的;第一個層級,是發動自我、對自我進行治療的主體性自我,它是一階性的。沒有后者,前者是不可能的。只是在這個意義上,筆者認為,彼特拉克賦予自我比上帝更為根本的地位和功能,從而改變了中世紀以來上帝在人類生活中的位置。

   (33)吉萊斯皮:《現代性的神學起源》,第2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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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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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哲學動態》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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