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會暉:如何理解康德的“理性的事實”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43 次 更新時間:2019-05-31 12:21:17

進入專題: 康德     實踐哲學  

朱會暉  

   內容提要:“理性的事實”(Faktum der Vernunft)概念是康德實踐哲學中的關鍵概念之一。就其內涵而言,這一概念應被解釋為“理性的事實”而非“理性的行動”,應被理解為確鑿無疑的事實而非構成某種權利的部分依據之事實。就其外延而言,這一概念既可以指道德法則,又可以指對道德法則的意識。對這種事實的根據,人們往往指責從寫作《實踐理性批判》開始,康德把道德法則預設為自明的、不可證明的理性的事實,使其道德哲學陷入了獨斷論。但康德其實認為,道德法則雖然在理論上不可論證,但在實踐上是可以被證明的??檔鹿賾誒硇緣氖率笛堤逑至蘇苧У吶行雜肫脹ㄈ死嗬硇緣南質敵緣慕岷?,為整個實踐哲學提供了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確定性基礎。

   關 鍵 詞:康德  實踐哲學  理性的事實  道德法則  行為  普通人類理性

  

   “Faktum der Vernunft”(理性的事實)概念是康德實踐哲學中的一個基礎性概念,它是構成自由、上帝、靈魂不朽等理念的實在性與規范性的重要根據。本文將在前三部分依次就這個概念的內涵、外延和根據進行討論。

   就這一概念的內涵而言,國際學界主要有兩種解釋:一種是把它解釋為“理性的事實”,另一種則解釋為“理性的行動”。前一種解釋又分兩種類型:第一種類型的解釋較常見,把這種事實解釋為確定無疑的事實;另一種類型的解釋則基于道德與法律的類比,認為這種事實是能夠支持某種對權利的要求、但又不足以確證權利的事實。筆者試圖對第一種解釋的第一種類型進行辯護。

   就“理性的事實”這一概念的外延而言,既可以指道德法則,又可以指對道德法則的意識。道德法則是康德實踐哲學的最高原則,在《實踐理性批判》中,道德法則構成了自由得以確證的根據,由此,純粹理性體系的大廈得以確立。

   就“理性的事實”的根據而言,康德并不認為它是完全無根據的。由于康德斷言,道德法則作為理性的事實是不可證明的,許多著名研究者據此批評康德的道德哲學退回到了獨斷論,其批判哲學在根本上并無批判性。筆者試圖回應這種批評,認為道德法則理論的實在性是不可證明的,它在實踐上的實在性是可以證明的,康德提供了這種證明。

  

   一、“理性的事實”的內涵

  

   就其內涵而言,“Faktum der Vernunft”是理性的事實與理性的行為的統一,但它主要是指理性的確然無疑、不可否定的事實,卻又是通過理性的行為而建構的事實。在這種意義上,“Faktum”兼有行為和事實這兩種不同的含義。

   筆者認為,“Faktum der Vernunft”的“Faktum”主要指一種事實,但這里的事實并不是與行為無關的事實,而恰恰是作為行為結果的事實。

   第一,根據詞源學的考察,“Faktum”兼有行為和事實這兩種不同的意義。根據鄧曉芒教授的解釋:“康德所用的‘事實’(Faktum)一詞,來自拉丁文Factum(行為、行動;事業、成就),其詞根為動詞facio(做,作,完成、實現)?!盵1]19在康德所處的時代,“factum”既可以表示行為(That),又可以表示事實(Thatsache)。而根據康德對“Faktum”的解釋,確實它也兼有事實與行為這兩種含義,但以事實這一含義為主①。因為,康德對這個術語的使用作了明確的說明:在解釋“Faktum der Vernunft”為何是一個“Faktum”時,他明確指出,這是因為道德法則的意識是一種強加于我們的事實,道德法則是被給予我們的事實,“我們可以把這個基本法則的意識稱之為理性的一個事實,這并不是由于我們能從先行的理性資料中,例如從自由意識中(因為這個意識不是預先給予我們的)推想出這一法則來,而是由于它本身獨立地作為先天綜合命題而強加于我們,這個命題不是建立在任何直觀、不論是純粹直觀還是經驗性直觀之上……然而我們為了把這一法則準確無誤地看作被給予的,就必須十分注意一點:它不是任何經驗性的事實,而是純粹理性的惟一事實,純粹理性借此而宣布自己是原始地立法的?!盵2]41我們對康德這個術語的解釋就應當遵循康德自己對于該術語的解釋??檔氯銜?,在理論上,我們能夠獨立于一切的經驗性因素而根據道德法則行動,這是不可論證的。這就是說,道德法則的理論的實在性是不可論證的,不能被任何來自理性或感性的證據所確證。例如,它不能從對自由或上帝的意識中被確證。道德法則理論上的實在性是無法被論證的,但它有著顯而易見的合理性,“本身不需要任何辯護理由”,仍然構成了確定無疑的先天綜合判斷[2]63。在這種意義上,道德法則只是純粹實踐理性的一個事實。這個事實如此明顯,以至于即使普通人類理性也能明顯地意識到,我們對道德法則本身有一種獨立于感性欲求的關切,理性的道德法則在實踐上具有現實的影響,但我們不知道這種道德法則在理論上是如何可能的。

   然而,理性的事實并不是與行為無關的事實,而恰恰是作為行為結果的事實。因此,這里的“Faktum”也兼有行為的意思??檔慮康?,道德法則并非我們被動接受的事實,我們不可認為,我們被動地受到道德法則的約束,而應該把自身看作道德法則的設立者和道德要求的來源,“然而我們為了把這一法則準確無誤地看作被給予的,就必須十分注意一點:它不是任何經驗性的事實,而是純粹理性的惟一事實,純粹理性借此而宣布自己是原始立法的(sic volo,sic jubeo[我如何想,便如何吩咐])”[2]41。

   道德法則是理性的活動所設立的,道德法則又是被直接給予我們的事實,這兩者并不矛盾。道德法則是理性本性的必然結果,它是理性必然根據其本性而先驗地設立的,它植根于我們的本性,而必然在實踐中被我們(清晰或模糊地)意識到?;謖庵忠饈兜謀厝恍?,對于經驗性的個體而言,道德法則又是直接被給予我們的,其規范性是不可否認的。它不是某種被經驗性地設立、可被經驗性因素所否決的原則。從另一個角度看,如果人有本體界的意志自由,那么,我們在本體界超經驗地設立道德法則,這種原則的作用貫穿于各種經驗性的實踐活動中,對于經驗性的人來說,道德法則就是先天地被給予的。而無論一個人有沒有明確意識到理性的這種必然要求,是否清晰意識到道德法則的抽象形式,道德法則都起著規范性的約束作用。

   第二,“Faktum der Vernunft”的“Faktum”主要不是指行動,而是指作為理性的行為之結果的事實。

   馬爾庫斯·維拉夏克(Marcus Willaschek)、斯蒂芬·恩斯托姆(Stephen Engstrom)、保羅·弗蘭克(Paul Frank)等人認為,“Faktum der Vernunft”的“Faktum”指的是行為,而不是事實。如彭文本教授所說,馬爾庫斯·維拉夏克的解釋最有力的根據在于,康德在一處文本中,把“Faktum der Vernunft”中的“Faktum”等同于道德的意志決定[3]58??檔濾擔骸耙桓齟看庖庵鏡目凸凼翟諦?,或者這也是一樣,一個純粹實踐理性的客觀實在性,在先天的道德法則中仿佛是通過一個事實(Faktum)而被給予的;因為我們可以這樣來稱呼一個不可避免的意志規定(Willenbestimmung),哪怕這個規定并不是立足于經驗性的原則上的?!盵2]74而且,“Faktum der Vernunft”確實不是與行為無關的某種現成的事實,而是基于理性的行為的事實。

   然而,維拉夏克的這種解釋仍然是值得商榷的。首先,盡管康德在上述的論述中把“Faktum der Vernunft”中的“Faktum”等同于道德的意志決定,但我們也可以把意志決定這個活動本身看作一個事實,這樣,該論述并不能說明,我們不能把“Faktum”解釋為事實。其次,康德對這個術語的使用作了明確的說明:在解釋“Faktum der Vernunft”為何是一個“Faktum”時,他明白指出這是“由于它本身獨立地作為先天綜合命題而強加于我們”,由于我們可以把它“看作被給予的”[2]41。顯然,在這里,“Faktum der Vetnunft”指某種強加于我們、直接給予我們的事實,而非某種行動。再次,如果把“Faktum der Vernunft”中的“Faktum”解釋為行動,那么,康德有一些文本就難以讀通。例如,康德聲稱:“與此相反,道德律盡管沒有提供任何展望,但卻提供出某種從感官世界的一切材料和我們理論理性運用的整個范圍都絕對不可解釋的Faktum,這個Faktum提供了對某個純粹知性世界的指示,甚至對這個世界作出了積極的規定,并讓我們認識到有關它的某種東西,即某種法則”[2]56-57。正如克萊格爾指出的那樣,如果把“Faktum”解釋為行動,那么這段話就太讓人費解,因為道德法則是無法提供行為的,只能規定行為。

   第三,筆者認為,“理性的事實”應被解釋為確定無疑的事實,而非像依安·普魯普斯等人認為的那樣,是不足以確證權利的事實。

   迪特·亨利希和普魯普斯認為,康德的“Faktum”概念應被理解為一種能夠支持某種對權利的要求、但又不足以確證權利的事實,而非無可置疑的事實,而這個理性的事實就在于道德法則有純粹來源。亨利希認為,法律程序構成了康德第一批判的范式。在第一批判中,康德說:“法學家在談到權限和越權時,把一樁法律訴訟中的權利問題(quid juris[有何權利])和涉及事實的問題(quid facti[有何事實])區別開來,而由于他們對兩方面都要求證明(Beweis),這樣,他們把前一種證明,即應闡明權限或合法要求的證明,稱之為演繹?!盵4]79這些演繹通常追溯到一個作為這個要求的來源的法律行為或事實,而這種來源被稱為事實[5]29-46。

   普魯普斯進一步發揮了亨利希的解釋,他認為,“Faktum”概念應該通過與法律的類比而得到理解。在他看來,關于法權的判斷是規范性的前提和事實性前提的共同結論;法權問題的解決,是通過把規范性的法律運用到具體的事實而達成的,而這種運用可以采取演繹推理的形式,具體事實構成了關于權利的判決的部分根據,因此,“Faktum構成一個與最終的判決相關的、但又不足以導致判決的事實”[6]215。他具體解釋說,“我們斷言,正如先驗演繹的factum在于范疇有純粹的或非經驗性的來源這一事實,關于自由的演繹的factum在于道德法則有純粹來源這一事實”。他認為,康德以化學試驗為比喻來說明道德法則能夠在每個人的普通人類理性中得到驗證,“我們自然可以懷疑這些關于道德法則來源的純粹性的‘證據’是否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但是康德明顯相信他們應該有一定的論證力量——也許,法律證據以這種方式有可被取消的、非充分確證的力量。但目前事關緊要的,是康德設想了這些證據[envisages such proofs]這一事實。他確實這樣做,這支持了這一觀點:關于理性的事實構成一個關于自由演繹的factum;因為我們已經看到,一個factum就是一個需要在演繹過程中被證明的事實”[6]227。他認為,對自由的演繹的事實在于道德法則有純粹來源這個事實,“這個事實,作為一個factum,需要一個證據,并且,在康德看來,使得一個證據得以可能”,因此,他也不同意這樣一種對理性的事實的傳統解釋:“根據關于理性的事實的一種傳統解釋,這事實如此地根本,以至于不能有任何依據?!盵6]229

普魯普斯的這種解釋并不真正符合康德的觀點。因為,康德明確解釋了為何他把道德法則稱之為理性的事實,而其理由并非在于它構成了演繹的證據,(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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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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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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