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帆:求真與致用的兩全和兩難

——以顧頡剛、傅斯年等民國史家的選擇為例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355 次 更新時間:2019-06-01 15:11:09

進入專題: 顧頡剛     傅斯年     費孝通  

李帆 (進入專欄)  

   內容提要:歷史學本系求真之學,但當史家基于求真理念所形成的主張與社會現實需求相違時,圍繞價值判斷所生之困境則如影隨形。民國年間,顧頡剛、傅斯年等史家皆曾遭逢此困境,其中以兩個案例最具代表性:初中教科書《本國史》所涉之風波和關于“中華民族是一個”的學術論爭。這兩個案例集中體現了學者個體學術主張和時代需求之間的糾葛,其實質反映出史家求真與致用的雙重情懷如何展現,學術追求和現實政治如何協調,專業研究和大眾普及的關系如何處理等帶有普遍意義的命題??拐絞逼詰墓蓑「?、傅斯年等史家以不同方式實現了歷史研究的價值理性,似在史學的求真與致用兩途獲得了統一,實現了兩全,然此兩全伴隨著兩難,內里深刻的矛盾糾結仍始終存在。

   關 鍵 詞:求真與致用  顧頡剛  傅斯年  費孝通  歷史教科書  中華民族是一個

  

   歷史學本系求真之學。何謂求真?如何求真?在事實判斷層面似無多大爭議,可一旦上升到價值判斷層面,便有無窮之爭議,特別是當史家基于一己之求真理念所形成之主張與社會現實需求相違時,圍繞價值判斷而生之困境即如影相隨。民國年間,顧頡剛、傅斯年等史家皆曾遭逢此困境,其中以兩個案例最具代表性,即顧頡剛編初中教科書《本國史》所涉之風波和關于“中華民族是一個”的學術論爭。這兩個案例集中體現了學者個體學術主張和現實(時代)需求之間的糾葛。關于這兩個案例,學界已有若干研究成果,或從政局變化、國民黨思想控制、學派紛爭以及出版業間的利益競爭等角度,探討顧頡剛所涉教科書風波的緣由和影響①;或對抗戰時期關于“中華民族是一個”的論爭從政治史、思想史乃至民族學、人類學的角度展開研討,涉及爭論各方的學術立場、政治態度、朝野反響等具體現象。②然則這兩個案例背后具有根本性意義的因素——歷史事實和價值判斷之間的關系以及史家怎樣在兩者間尋求平衡等問題,即顧頡剛、傅斯年等史家求真與致用的雙重情懷如何展現,學術追求和現實政治如何協調,專業研究和大眾普及的關系如何處理,等等,還缺乏深入研析。討論這些方面,不唯會推進此一領域的研究工作,更為關鍵的是能幫助我們認識一些帶有普遍性意義的問題?;詿?,本文擬做一點初步探討,以求有所創獲。

  

   一、歷史教科書:個體學術主張與政權意志的兩難取向

  

   1922年春,經胡適介紹,顧頡剛開始為商務印書館編寫一部初中本國史教科書。為了在限定的時間內完成這項工作,商務印書館又邀請顧的好友王伯祥(原名王鐘麒)與其合編。這部貫通古今的歷史教科書出版后,頗受教育界及學術界的歡迎。該書上冊于1923年9月初版,至1927年9月共出55版;中冊于1924年2月初版,至1926年1月共出25版;下冊于1924年6月初版,至1926年1月共出24版。③總體發行量非常大,而由顧頡剛獨立編寫的上冊④,出版次數尤多。上冊由“總說”和上古史、中古史構成,是全書的精華所在。

   這樣一部具有廣泛影響的教科書,卻于1929年春遭遇被查禁的厄運。先由山東曹州重華學院院董叢漣珠、院長陳亞三等呈請禁止,繼由山東省參議員王鴻一提出專案,彈劾該書“非圣無法”,戴季陶則認定這部歷史教科書是一種惑世誣民的邪說,足以動搖國本。國民政府第十七次國務會議決定由教育部查禁,通令全國不準采用。⑤這即是當時沸沸揚揚的《本國史》教科書案。該案的核心是王鴻一所說的“非圣無法”問題,主要指《本國史》“不承認三皇五帝為事實”,即由顧頡剛編寫的上冊書中的內容引發的。那么書中是如何表述“三皇五帝”的呢?大體有如下述:“自從地面上初有人類以后,一直到所謂黃帝時,都是鴻荒之世,實在的事跡,還是曖昧難明。只要看這黃帝的稱號,便可與再前一點的炎帝一類同樣看待,或許是后來的人推想出來的一個奠土建國的古帝,便用什么五行里的土德來表示他?!薄耙?、舜的傳說,為后世所崇信;我們看慣了,遂以為古代真有一個圣明的堯、舜時代了。其實堯、舜的故事,一部分屬于神話,一部分出于周末學者‘托古改制’的捏造;他們‘言必稱堯舜’,你造一段,他又造一段,越造就越像真有其人其事了?!雹奕緗窨蠢?,顧氏所述實為常識,并非驚天動地的見解,放到當時的學術界也屬平常。但在1929年的國民政府眼里,則為大謬不然、足以動搖國本的看法,非禁止不可。何以如此?恐怕需從教科書的特殊身份及所關聯的學術、政治與現實糾葛入手予以探討。

   眾所周知,歷史教科書是近代分科之學的產物,以教科書形態進行歷史撰述在中國始于19世紀末,首先由來華西方傳教士從事于此。傳統中國社會雖然也有一些蒙童讀物,但與近代意義上的教科書有本質區別。歷史教科書成為大家共同關注的問題,是在20世紀初清政府頒布新學制以后。這是由于新學制開啟了現代教育體系與制度,新制度下的歷史教科書不同于普通讀物,它是學校歷史教育的主導資源,是一般民眾普遍歷史觀的主要來源,所編內容和觀點不僅反映了學者對待歷史的態度,同時也反映了國家政權的傾向,某種程度上甚至體現著國家意志,所以才有課程標準的引導和審定制度的約束。盡管如此,清季民初之時,并未出現嚴格意義上的國家統編歷史教科書,而是由具有獨立身份的編者和出版機構合作,各自編寫總體上遵循課程標準的教科書,形成所謂“一綱多本”的格局。

   顧頡剛編寫《本國史》上冊之時,正逢北洋政府教育部頒行《初級中學歷史課程綱要》之際,《綱要》內容很簡略,上古史部分主要規定須寫明“中華民族神話時代之傳說,及虞夏商周之文化”,并未言及民族起源、民族認同等方面。⑦依此規定,顧頡剛所寫內容并無不妥之處,完全合乎要求。而到了國民政府時期,1929年教育部又頒行《初級中學歷史暫行課程標準》,該《標準》詳細規定了初中歷史課程的目標、時間支配、教材大綱、教法要點等事項,在課程目標中首先規定要“研求中國政治經濟變遷的概況,說明近世中國民族受列強侵略之經過,以激發學生的民族精神,并喚醒其在中國民族運動上責任的自覺”。在教材大綱的上古史部分既列出“古史的傳說”條目,又列出“中華民族的建國”條目。⑧很顯然,較之北洋政府,國民政府更為重視歷史課程的現實功用,強調“民族精神”“民族運動的自覺”等?!叭飾宓邸蔽侍獾暮誦木馱謨諉褡宄踝?、民族建構問題,因黃帝這時已被塑造為“中華民族”的始祖,以炎黃認同為象征的“中華民族”認同理念幾成共識。所以顧頡剛書中說黃帝的事?!瓣用聊衙鰲?,黃帝和炎帝“或許是后來的人推想出來的一個奠土建國的古帝,便用什么五行里的土德來表示他”,便易遭人指責為“不承認三皇五帝為事實”,“非圣無法”。戴季陶對此表達得很明確:“中國所以能團結為一體,全由于人民共信自己為出于一個祖先;如今說沒有三皇、五帝,就是把全國人民團結為一體的要求解散了,這還了得!”“民族問題是一個大問題,學者們隨意討論是許可的,至于書店出版教科書,大量發行,那就是犯罪,應該嚴辦?!雹嵋簿褪撬?,作為體現國家意志的基礎教育教科書,不能表達與主流意識形態相背離的觀念。

   1929年時國民政府雖然仍面臨著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方面的?;?,但畢竟在名義上已統一中國,不像北洋軍閥統治時期那樣無序,而是有余力建構更完善的國家秩序。自從孫中山提出三民主義的建國綱領,以他為首的革命黨人和國民黨人一直在為實現三民主義的建國目標而奮斗,其間他也結合時代變化對三民主義作出過不少新解釋。1925年孫中山逝世后,國民黨理論家戴季陶開始了他對孫中山思想的新闡發,力圖通過將中山思想接續到中國傳統的方式,以重建道統。他說,孫中山“隨時隨地,都盡力鼓吹中國固有道德的文化的真義,贊美中國固有道德的文化的價值,說明我們要復興中國民族,先要復興中國民族文化的自信力”?!爸猩較壬乃枷?,完全是中國的正統思想,就是繼承堯舜以至孔孟而中絕的仁義道德的思想。在這一點,我們可以承認中山先生是二千年以來中絕的中國道德文化的復活?!雹庹庋慕饈?,盡管是將中山思想變成了所謂“戴季陶主義”,為不少國民黨人所不滿,但對于數年后通過北伐統一了全國的國民政府來說,卻有其重要的現實功用,因它把國民黨的主導意識形態和中國傳統相接續,使得國民黨的統治不僅具有現實法統依據,而且具有自古延續下來的道統依據,從而有助于自身統治之合法性與正統性的確立。一旦涉及傳統和固有道德文化,將傳統和道德文化視為“復興中國民族文化的自信力”乃至“復興中國民族”的前提,必然關聯著如何看待中國歷史、如何以“正確”的態度解釋中國歷史的問題,所以執國民黨意識形態之牛耳的戴季陶才會對顧頡剛所編教科書如此光火。(11)

   進而言之,這一事件的本質恐怕還是一個學術與時代的關系問題,是個體學術主張和現實需求如何協調的問題。學者從事學術研究,針對研究對象進行學理探討,形成個體學術主張,此乃學者本分,無可爭議;作為學者,通過教科書的編撰,綜合自己的研究成果,表達自己的學術主張,似也無可非議。顧頡剛的《本國史》就是依照學術標準,選擇他認為合理的內容和觀點編入教科書的,個人見解突出。他曾強調新編歷史教科書,應有自己的主張和特點,認為以往的歷史觀有一大弊端,就是好古薄今,甚至“由信古而變為迷古”,“所以弄得社會的生機停滯,成為暮氣的世界。現在我們知道了這一層的弊害了,應當在歷史教科里,把這觀念改變過來,所有‘依托的學說’,如黃帝、管仲,‘理想的制度’,如封建、井田,‘淆亂的事實’,如‘儒、道、墨并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的故事,如‘想當然耳’的故事,都應當徹底澄清一下,使大家弄清楚每一個時代和每一個社會的真實情形,建立成功一個新觀念。我們應當使學生知道黃金時代不在過去而在未來”。不僅如此,編撰教科書在史實裁剪上也要非常嚴謹,“傳聞中,幾乎全沒有信史的資格,我們更不能有絲毫的濫取。自盤古以至周公、孔子,都應該大刪特刪。伏羲、神農、黃帝,雖稱說較盤古稍前,但也出于戰國時人的杜造”。(12)可見顧頡剛是依自身的理念編教科書,而且是以寫學術著作的謹嚴態度為之,從而使得《本國史》不僅在教科書領域獨步一時,而且在學術界也獨樹一幟,甚至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其“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的問世和“古史辨”學派的形成。(13)不僅顧頡剛,大凡學有所長者編教科書都是如此,這樣的教科書也易得到學術界的認可。如陳寅恪在給學生講課時就曾提到,坊間的教科書以夏曾佑的《中學歷史教科書》為最好,因它有自己的風格和想法,“作者以公羊今文家的眼光評論歷史,有獨特見解”。不像有些教科書“展轉抄來,涉及的范圍也很有限”。(14)顧頡剛的教科書實際亦當得起這樣的評價。與顧氏同時代的張蔭麟,也以編歷史教科書而聞名,他的《中國史綱》以說故事的方式出之,選擇歷史上的關鍵內容列目,進行專題式的透徹敘述,個人特色鮮明,故頗得好評,為學術界公認的佳作??杉炭剖櫓醒≡窈鮮實哪諶薟⒊鮒員嗾吒鋈說墓鄣闃髡?,是為學術界所鼓勵的。應該說這樣的理念和做法都沒問題,在北洋政府時期也未遭遇什么障礙,但到了國民政府時期,政治形勢的巨大變化,國民黨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的確立,使得原來不成問題的論述成了問題,顧頡剛的教科書由此遭逢厄運。實際上,作為國家政權,北洋政府未嘗不想對教育、學術、文化等領域多所干預,只是力不從心而已;而相對強勢的國民政府,以國民黨意識形態為后盾,擁有一套應對思想文化事件的話語體系,對自身如何長治久安也有較為系統的思考,故對違逆其意志且又進入公共教育領域的學說予以封殺,就像前引戴季陶之言所表達的立場——“民族問題是一個大問題,學者們隨意討論是許可的,至于書店出版教科書,大量發行,那就是犯罪,應該嚴辦”。這表明,對待教科書,學者和當政者關注的程度以及關注點是有差異的。學者相對更為關心教科書的學術質量,而國民黨政權則更為關心教科書的現實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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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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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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