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H·休厄爾:中國的“儒法國家”與歐洲的“企業國家”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85 次 更新時間:2019-09-15 23:46:44

進入專題: 趙鼎新   《儒法國家:中國歷史的新理論》  

威廉·H·休厄爾  

   【內容提要】 趙鼎新的英文近著《儒法國家:中國歷史的新理論》(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 A New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自出版以來,廣受國內外學界關注,且于2016年榮獲美國社會學學會政治社會學分會年度杰出專著獎。本刊曾于2016年發表王正緒、酈菁、殷之光對《儒法國家》一書的評論以及作者的回應。此后,《中國社會學評論》(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又相繼邀請八位國際知名學者為該書撰寫書評。殊為難得的是,八位學者中既有對該書理論影響甚巨的邁克爾·曼,也有作者的恩師約翰·霍爾,還有某種意義上該書的“論敵”,作為“加州學派”代表人物的金世杰、王國斌。這些評論者有著迥異的學術背景和研究旨趣,各自從歷史社會學、經濟史學、國際關系等研究視角出發,對《儒法國家》的整體理論和具體論述展開討論,而趙鼎新亦撰文回應,進一步闡釋了其方法論的要義所在。鑒于這組書評有著極高的學術價值,我們將八篇書評譯稿綴為一篇,并將趙鼎新的回應文章置于其后,希望這場爭鳴與交鋒能對中國歷史的宏觀社會學研究有所裨益。需要說明的是,本專題文章有關中國歷史朝代的起止時間均以《儒法國家》一書為依據。

  

  

   首先,我要向這部著作及其著者趙鼎新(以下簡稱“趙”)致以深深的敬意。這本書基于著者長期、大量和深入的研究與理論反思,不僅對我們理解一個世界偉大文明的長時段歷史發展作出了根本性貢獻,而且還加深了我們對普遍的歷史動態與歷史結構的理解。我將之視為世界史研究與歷史社會學的當代經典,它與諸如馬克斯·韋伯(Max Weber)、費爾南德·布勞德爾(Fernand Braudel)、馬克·布洛赫(Marc Bloch)、巴林頓·摩爾(Barrington Moore)、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McNeill)、查爾斯·蒂莉(Charles Tilly)和邁克爾·曼(Michael Mann)等學者的作品同屬一個序列。

   不得不承認,在讀該書之前,我對中國歷史的了解甚是匱乏。而現在,這種匱乏至少有所改善。那些比我學識淵博的人,也許想要挑戰趙在書中對中國三千年歷史不同時期或趨勢的一些具體解讀。但我在這里的評論將主要關注的是更宏觀和更理論的層面,對于該書的具體章節,我將僅對有關所謂中國和歐洲經濟發展“大分流”的最后一章作出評論。

   追隨邁克爾·曼——作者的智識偶像之一,趙對歷史的闡釋集中于廣義的政治過程,也即權力的結構及其動態變化。趙試圖理解一種長久綿延的特定權力構型(configuration)——他所謂的“儒法國家”——在中國的形成。也許,我們還應在這個詞上加上“帝國”二字,使之成為“儒法帝國”,因為在古代中國,國家也就是“帝國”,即,一個領土廣袤、地方行政多元化的復雜官僚制國家。

   從比較世界史的角度來看,這種帝國形式有著非同尋常的持久性。除了從相對隔絕的尼羅河谷中發展起來的古埃及,其他帝國在覆滅之前少有能持存數個世紀的,它們最終會被結構迥異的其他政治體系所取代,要么是帝國制,要么是別的什么制度。在中國,也同樣發生著王朝與帝國政權的更迭:從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到1911年辛亥革命的兩千多年來,新王朝取代舊王朝,有時兩個王朝之間也存在漫長的過渡期。但與其他地區相比較,比如,印度次大陸或小亞細亞地區,更不要說歐洲了,兩千余年來中國的新王朝莫不緊隨之前歷代王朝的制度模式,采用一樣的書寫系統,都號稱自己順應“天命”,官僚系統中法家和儒家的思想因素也在不斷增多,并且,自公元7世紀的唐朝以降,競爭激烈的科舉考試成為國家選拔官員的手段。這種統治形式如此牢固,以至于像元、清這些由外來征服者所建立的政權也只能適應這種已然成熟的儒法帝國統治形式而別無其他選擇。

   簡言之,趙認為,中國歷史具有獨特而極其強大的發展模式,它使中國成為一個規模巨大、國力強盛、社會繁榮、綿延不衰的前現代帝國。對于這一長久持存的帝國形式,為了重構其歷史的漸進發展,趙搜集了大量證據,其中既包括古代文獻,又有現代學術研究成果,且他通過批判性的社會學思維——他的這種思維常常對現在的某些已取得共識的歷史解讀提出挑戰,將現有的歷史事實有機地組織起來。如他在書中所承認的,他最后講述出的歷史顯然是一部累積性發展的,帶有方向性的歷史,但他也堅持認為,歷史不具有目的性(not teleological)。應該承認,我一直是“歷史目的論”的主要批評者,并提倡要去認識偶然事件對歷史的重要性①。但趙使我確信,他的歷史論述也同樣不是目的論式的。他并沒有宣稱中國從一開始就注定要成為一個持存千余載的儒法國家。相反,他追溯了在“全民戰爭時代”(the Age of Total War)軍事化國家如何采納了當時涌現出的法家學說,并建立起相對高效的官僚制度——這一制度被歷史證明是那個時代國家取得成功的關鍵。而后,法家學說被秦國所采納,使之從全民戰爭中脫穎而出,秦國成為后世所有承繼帝國統續的諸王朝之榜樣。不過,后世的帝制王朝——漢、晉、唐、宋、元、明、清又將儒家的倫理道德加入到原本的法家理性之中,并建立起科舉制度使官員選拔方式得以規范化。這條發展道路既非一路坦途,也并非必然如此,但對那些想要在王朝轉型時期的分裂和戰禍中幸存下來的統治者及其臣民來說,儒法國家模式已經取得了足夠的成功,并擁有足夠的吸引力。趙的論述承認歷史發展充滿偶然且曲折多變,但在我看來,他仍堅持認為中國的歷史軌跡比世界上其他大多數文明具有更強的一致性。

   中國特定發展軌跡的一個重要后果,是它雖然擁有人口稠密的城市,且商業也曾經歷數度繁榮,但商人階層及其利益卻始終受制于儒法國家的統治。中國不乏富商巨賈,卻不存在歐洲意義上的資產階級——也即是說,中國的商人階層在國家中缺乏某種獨立性和被社會認可的地位(其地位不過是從屬性的),因此也就沒有能力系統地增進其權益。儒法國家主要意識形態固有的保守性,使商人階層無法鞏固那些我們想象中由財富賦予他們的潛在權力。高度復雜的商業和制造業活動在中國出現的時間至少可以追溯至宋朝(公元960年—1279年),這遠早于歐洲。此外,在每個王朝的和平時期,中國百姓至少和西歐國家的人民一樣富裕。然而,在1911年中國辛亥革命之前,沒有任何跡象表明,現代資本主義的突破性經濟增長會在中國出現。

   換句話說,趙并不認同我們在芝加哥大學共同的同事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及其他“加州學派”經濟歷史學家)的理論,即,直至18世紀中葉以前,西北歐并不天然就比中國最富庶的江南地區更接近于實現現代經濟的增長②。趙認為,在18世紀中葉,整個西北歐,尤其是英格蘭地區,與長江下游地區有著截然不同的歷史軌跡,對此,我是贊同的。長江下游地區固然十分繁榮,但它仍是中國儒法帝國的一個組成部分,而非一個獨立的國家。這意味著它要服從于更高層面上帝國的政策和約束,而這些政策的目的是為了維持穩定,而不是實現經濟活力最大化。正因如此,長江下游地區并不會走上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

   但是,我不能完全同意趙關于西北歐發展軌跡的解釋。首先,在為中國選取一個恰當的西方比較對象的問題上,趙的論述似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有時似乎他接受了彭慕蘭的觀點,認為英國可以作為一個合理的比較對象。而多數時候,他又引述了一長串使歐洲整體上更具發展活力的特征,這些繁多的特征包括:長期分裂中的貴族、教會、資產階級和軍事精英,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科學革命,以及,存在于歐洲的是競爭激烈的多國體系而非統一的帝國。我認為,拿歐洲大陸作為一個整體的比較單元會更恰當些,它在多樣性和規模上均可與清代時的中國相提并論。中國和歐洲之間主要的區別在于政治上的差異:歐洲由許多相互競爭的獨立國家組成,自16世紀中葉起,歐洲大陸上規模最大、實力最強的國家——法國、英國、西班牙、普魯士、荷蘭和哈普斯堡帝國為爭奪陸地和海洋上的軍事霸權而展開了持續不斷的戰爭。

   在我看來,關鍵的歷史轉折點是荷蘭于17世紀早期成為了歐洲大陸的主導性力量。這一歷史發展著實令人震驚。當時的荷蘭不過是一個多沼澤湖泊的彈丸小國,其人口只有150萬,但通過對海洋的控制,它成為整個大西洋世界的經濟中心,荷蘭積累了驚人的財富和軍事力量——它使像英國(在17世紀初擁有約600萬人口)和法國(約1800萬人口)這樣的大國處于被動防守之勢(對于荷蘭當時的優勢,一項衡量標準是,在17世紀中葉,它所擁有的船只數量超過了英國、法國和西班牙船只數量的總和)。我認為,荷蘭人發明了一種新的國家形式——我將之稱為“企業國家”(enterprise state)——它以強大的商業和海軍實力積累了迄今為止都令人難以想象的政治和軍事力量。這種企業國家的一項關鍵策略即是它對被杰森·W·摩爾(Jason W. Moore)稱之為“商貿邊境”(commodity frontiers)的系統性開放。荷蘭利用其制海權及其處于優勢地位的金融機構,從海洋和邊緣社會中以低廉的成本攫取了大量重要商品(數量之巨大,以至于在生態上是不可持續的):北海的鯡魚、北大西洋的鱈魚、挪威和東波羅的海的木材、波蘭的廉價谷物、瑞典的鐵、西非的奴隸和巴西北部的蔗糖。這些商品使荷蘭人用很低的投入成本就能建造房屋、建立他們的主要產業(造船業),也為其人民提供了便宜的食物,以及那些使他們在與他國交易中獲利頗豐的貨品。實際上,阿姆斯特丹這座偉大的城市正是建立在那些被夯入泥壤的由挪威巨木所制成的樁基之上——這就有了17世紀人們常說的那句話:“阿姆斯特丹屹立在挪威之上”③。

   在17世紀期間,歐洲其他國家也發展出各自版本的企業國家,它們鼓勵商業和制造業,組建自己的大規模商業船隊和海軍船隊,日益完善其金融機構。結果,17世紀末的英國和18世紀時的法國先后超過荷蘭成為歐洲的主要強國,最終,當英國于18世紀取得了對法國在陸地和海洋上的軍事勝利之后,它逐漸成為了歐洲的霸主。英國棉紡工業是工業革命爆發的起點,但英國若不是作為一個成功的企業國家進行海外擴張的話,其棉紡工業的發展將絕對是不可想象的。棉布最初由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從印度引入英國,正是對外來印度棉布的巨大市場需求才造就了英國的棉紡工業。當然,在英國種植棉花是不可能的,但在英國位于加勒比海地區和北美南部殖民地的商貿邊境上,棉花卻可以茁壯生長,而在這些地區,種植棉花的人又是從非洲運來的奴隸。簡而言之,正是在英國企業國家支持下的商業殖民活動,為英國生產商的紡車和織機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棉花原料。如果沒有世界范圍的商業和殖民活動,就不會有英國的棉紡工業,也許更不會有英國的工業革命了。

   總之,盡管歐洲精英階層的分裂,以及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現代科學都很重要,但與中國的發展相比,卻是這種獨特的國家形式之演進使具有歐洲特色的發展道路成為可能,在這一道路上,歐洲實現了資本主義持續發展的重大突破。從17世紀初開始,歐洲各國謀求從商業和制造業中獲取利潤并不斷拓展商貿邊境,以這種特殊手段來聚累政治和軍事力量,促成了歐洲歷史發展的動力。在17世紀末和18世紀的英國,這種發展態勢最為壯觀,但它所標志的是英國自身的突破作為西北歐模式的一部分所能達到的程度。在西北歐模式下,到19世紀上半葉,法國、比利時、瑞士、美國和德國均成功實現了工業化。我認為,這一側重于歐洲新的國家形式之發展的論述,比趙在其書中對歐洲發展相對支離、分散的解釋,在理論和方法上更貼合于他對中國國家發展的歷史敘事。從這個意義上,人們或許可以說,我是在為趙睿智而發人深省的論述提供了一個有益的趙鼎新式的修正方案。

   (譯/張帆    校/巨桐)

  

   注釋:

   ①請特別參見William H. Sewell, Jr, “Three Temporalities: Toward an Eventful Sociology,” in Terrence J. McDonald (ed.), The Historic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pp. 245-280。該文重刊于他的個人專著Logics of History: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②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Roy Bin Wong,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③Jason W. Moore, “‘Amsterdam is Standing on Norway’ Part II: The Global Atlantic in the Ecological Revolution of the Long Seven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Vol. 10, No. 2, 2010, pp. 188-227.

  

  

    進入專題: 趙鼎新   《儒法國家:中國歷史的新理論》  

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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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開放時代》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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