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祖武:談談史學工作者的責任和素養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77 次 更新時間:2019-11-19 20:54:56

進入專題: 史學研究  

陳祖武  

  

   我做的學問很窄,懂得的東西很少,尤其對當代中國史,簡直沒有任何發言權,所以始終不敢來。對于來講什么問題,我也很猶豫。如果講我在國家圖書館文津講壇講的那些東西,大家不一定感興趣。如果講一些大道理,又非我所擅長??悸竊偃?,決定還是講點共性的問題。在座的各位和我一樣都是史學工作者,我今天就講一講史學工作者的責任和素養問題。

  

   我們中國有個好傳統,就是尊重歷史、熱愛歷史。中國的史家幾千年來也有一個好傳統,就是實事求是、秉筆直書,這是我們中國史學界引以為榮的傳統。唐代的史學大師劉知幾進行理論總結,在史家的素養問題上,提出了“才、學、識”三個字。到了清代乾嘉時期,史學大師章學誠發展了劉知幾的主張,在“才、學、識”三個字之后,又加了一個“德”字。他的《文史通義》專門有一篇,叫《史德》,這就把“才、學、識”和“德”合起來了。我認為,這四個字是我們史學工作者要盡職盡責做到的。如果把這四個字與我們新的時代任務結合起來解釋,就是說作為一個史學工作者,應當有正確的立場、觀點和良好的學術素養。

  

一、史學工作者應當怎樣盡到自己的歷史責任

  

   任何一個時代的歷史學家都有一個時代責任的問題。我們國家改革開放已經20多年了,取得了大踏步的前進,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但是各位如果冷靜地看一看,就會發現現在的問題也不少。為什么鄧小平同志說要韜光養晦?為什么江澤民、胡錦濤同志說要居安思危,要有憂患意識?道理就在這里。我們要正視存在的問題。我們雖然建國已經56年,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有很多目標還沒有達到。蘇聯建國70多年,國家照樣變色,這對于我們來說就是一個教訓。因此,我們面臨著一個如何保證社會主義制度不變、人民民主專政的體制不變、如何保持國家的長治久安的問題。這是最近若干年來黨中央關注的一個大問題,也是黨中央給我們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提出的一個大課題。今天我們無論研究任何課題,腦子里絕不要忘記這個根本的題目。我認為史學工作者一定要為國家的長治久安去進行研究,這是史學工作者的時代責任,也是我們應有的立場。為了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現在黨中央提出了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以人為本等命題。這些都是從改革開放以來的實際出發、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借鑒國際共產主義的經驗和教訓而提出來的,也是我們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尤其是史學工作者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問題。2005年春夏之交,我們社科院社會學所的兩位同志到中南海和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一起學習時,胡錦濤同志就提出了研究中國古代的社會建設的任務。這個任務,我們歷史研究所要承擔。現在,國家社科基金也把和諧社會問題、中國古代的社會建設問題、“三農”問題等作為重大的理論課題來招標。如何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發揮史學工作者的作用,這是當前歷史研究工作中應當高度重視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我們搞古代史研究的學人都相當關注,搞當代史研究的學人就更應該關注了。

  

   我聽說在當代中國研究所做研究工作的同志,除了歷史系畢業的外,還有其他各個專業的。我打個不恰當的比方,社科院類似于過去的翰林院,翰林院是儲才之地,但是翰林未必都能進入國史館。在封建時代能夠參加修國史,那是很了不起的事。各位在這里修國史,是無上光榮的事情。所以我很羨慕你們。明清兩代為修國史爭議的問題很多,那些經驗很值得好好總結。能在國史館為修國史效力,肩上的責任很大,應該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應該研究如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樣的重大問題。

  

   中華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把優良傳統傳下去,史學工作者也有義不容辭的責任。世界上幾個古代文明為什么只有中華文明能不間斷地傳下來?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中華文明具有自成體系的史書,有五千年一以貫之的史學傳統。史書就是中華文明得以傳承的一個重要載體,因此,史學工作者可以說是中華文明的重要傳承者。我們應當把工作做好,用我們編纂的史書把中華文明的優秀傳統傳承下去。

  

   這些年我和出版界的同志聯系較多,新聞出版總署也經常讓我參加他們的一些座談會、討論會。最近十多年來,我們國家的書越出越多了,到書店里去看,確實是琳瑯滿目,裝幀設計也越來越好。從形式上看差不多和國際接軌了,但質量上有沒有和國際接軌卻是一個大問題。我在書店往往花費幾個小時去找書,找不到幾本值得買的書。這是一個很嚴酷的現實。書很多,但是真正有分量的力作太少。我聽有關同志說,現在我們每年出版的書比美國還多,但是廢品也多,真正能傳之后世的太少。有關部門的同志說,今后的出版方針是改變追求當出版大國的方向,爭取成為出版強國,多出有分量的好書。這給我們從事歷史研究的學人提出了一個更高的要求,就是要拿出對得起國家、對得起人民的精品力作來,而不要做粗制濫造的東西。我一年能寫一兩篇好的文章就滿足了。我在歷史所這幾年,從不提量的要求,你一年哪怕只寫一篇文章,也不管在哪里發表,只要有質量就好,年終總結時就講這篇文章。現在一些地方規定一年一定要寫多少篇文章,還規定要在什么核心期刊、國家級刊物發表,這是不科學的。應該踏踏實實、潛下心來,先把論文寫好。專題研究積累到了一定程度,再寫專著。

  

二、一個史學工作者應當具備什么樣的理論素養


   歷史研究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這是史學工作者加強自己素養的必然途徑。有的人發表文章批評唯物史觀,認為唯物史觀存在重大缺陷,要用自己的觀點去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影響是很壞的。也有人把斯大林妖魔化,把新中國史學工作者為之奮斗了幾十年和幾代人的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體系,一概說成是“聯共(布)黨史教程的體系”。其實質在于通過抹殺斯大林來全盤否定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通過全盤否定斯大林和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否定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科學指導地位。對此,我們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毫不含糊地在史學工作者中倡導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研究和解決歷史問題,不能讓否定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思潮蔓延。

  

   作為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觀察人類社會的發展歷程而建立的社會經濟形態學說,我們是一定要堅持的。誠然,對于人類社會的發展絕不能用一個簡單的公式來套,因為不是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民族都要一個不漏地經歷從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的過程。但是,我們在觀察社會問題的時候,一定不要忘記考察那個時代的社會經濟形態。現在史學界有人否定五種社會經濟形態的劃分,從表面上看是在講學術問題,實質上是要否定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提出的社會經濟形態學說。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社會經濟形態學說,最終的歸結點是社會主義制度一定要代替資本主義制度,認為這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而否認社會經濟形態學說的要害,就是要否認社會主義制度取代資本主義制度的歷史必然性,這是問題的癥結所在。因此,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經濟形態學說是我們必須堅守的一塊陣地,絕對不能放棄,如果我們從這個陣地上退縮一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就要被人家攻破。

  

   下面我舉一些有共性的能和大家交流的例子,請大家看看究竟是唯心史觀能揭示歷史的真相,還是唯物史觀能揭示歷史的真相。

  

   第一個例子是目前在出版界和學術界比較熱的余英時先生的例子。余英時先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學者,學貫中西。余先生是錢穆先生的高足,是錢先生到新亞以后培養出來的第一位高才生。余先生有一部很有名的書叫《清代思想史的新解釋》,在書中提出了一個很有價值的見解,叫“內在理路說”,是研究學術史的人公認的創見。新中國成立后,大陸一度受“左”的影響,在研究歷史問題時往往把歷史問題簡單化,沒有深入到學術發展的內在邏輯中去尋找歷史發展的線索,往往只分析一些外在的原因。余先生深入到學術發展的內在邏輯當中去揭示問題,這是他的一個貢獻。但是,余先生因為對唯物史觀成見太深,對共產黨成見太深,因此蓄意不講社會存在對社會意識的影響,不講學術發展受客觀社會環境制約這個基本的道理。而他的老師錢穆先生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里卻提出“學術流變,與時消息”,就是說學術的發展演變是和時代步伐吻合的。這是一個很好的主張,是和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不謀而合,可以產生共鳴的。余先生蓄意不講這個主張,只講“內在理路”,結果很多問題說不通,無法做出準確的解釋。我認為,談思想,談學術,一定要把思想史和社會史結合起來。我建議今后修當代史,寫當代中國學術的發展,不僅要借鑒余英時先生提出的“內在理路說”,在內在邏輯上去下工夫,而且一定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提出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基本觀點,從主觀和客觀兩方面來分析建國以來學術發展的脈絡,正確總結歷史的經驗和教訓。

  

第二個例子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我國學術史和思想史研究中出現的一個引起不少學者關注的事情。這是由歷史博物館一位老先生在《文物》雜志上公布早年毛主席送給該館收藏的王夫之親筆寫的一篇《雙鶴瑞舞賦》而引起的。這篇賦在王夫之詩文集中沒有,是王夫之的手跡,很有文物價值和學術價值。歷史博物館的這位老先生很值得人尊敬,學問很大,尤其是對古董的鑒識很有眼光。當然,他也有失誤,在王夫之的這篇賦的鑒識上,這位老先生就失誤了。王夫之這篇賦寫的是“賦贈安遠大將軍”。這位老先生沒有花工夫認真檢索歷史文獻,就把安遠大將軍判斷為是康熙十三年清政府派到湖南前線剿平吳三桂叛亂的將軍尚善。王夫之在賦中說了很多恭維大將軍的話,如果這篇賦真是寫給清政府派到前線總指揮的,那王夫之的民族氣節就大成問題了,對王夫之的評價就要重新做了。我們都知道,王夫之是很有民族氣節的思想家、學問家。這篇賦一公布,在學術界引起很大的反響。一些搞哲學史的學者就跟隨這位老先生的判斷,為王夫之重新做了年表,重新寫了很多關于評價王夫之民族觀和氣節的文章。這成為當時在王夫之研究、清史研究中的一件大事。作為一個史學工作者,首先要把歷史的真相弄清楚,要用我們創造性的勞動把歷史的真相原原本本揭示出來。我讀王夫之的書很多年,沒有發現王夫之晚年在民族氣節上有失節的現象和可能,也沒有發現王夫之與清朝的高級將領有往來的事情。于是我就花工夫讀這篇賦,結果從賦前邊的序中看到,王夫之賦贈的這位大將軍,不是赴湖南前線,而是在廣西桂林。因為賦里說得很清楚,“望秀峰,夢漓水”,而秀峰、漓水指的都是桂林。我沿著這個線索繼續尋找史料,終于恍然大悟。原來,和清朝派到湖南平叛的安遠大將軍的同時還有一位安遠大將軍,這就是駐扎在桂林參與吳三桂叛亂的孫延齡。他舉起叛清的旗幟后,自封為安遠大將軍。我通過若干歷史文獻的考證,用事實來說話,恢復了歷史的真相,總算得到學術界的認可。在王夫之研究中出現的這個起伏已經過去了,我舉這個例子是要說明研究歷史必須充分占有資料,通過對歷史文獻的考證弄清問題,只有這樣才能做到實事求是。我們搞歷史研究的,看問題一定要從長遠看,把名利看得淡一些。南開大學的鄭天挺先生曾經跟我說,要牢記歷史學的特點,做到字字有根據,句句有來歷。鄭老還說,歷史發展錯綜復雜,不能簡單化,要廣泛聯系前后左右、上下四方。這些話使我終身受益。(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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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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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當代中國史研究》 2006(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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