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庶枫 郭武:中国环境立法法典化的模式选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 次 更新时间:2020-03-24 16:5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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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庶枫   郭武  

   内容提要:“是否法典化”和“如何法典化”是法典化之争的核心议题,在形式主义和实质主义两个不同视角下,法典化的内涵和外延也迥然相异,部门法法典化和汇编式法典化构成了法典化体例的两种主要模式。当下环境立法法典化议题的研究在预设前提、法典化的条件、法典化的功能以及“适度法典化”等方面的认识上存在误区。从当下中国“民法典热”、环境法发展的后工业文明特征、多元化趋向以及环境法渊源等角度审视,部门法法典化无疑成为环境立法法典化的可行模式;而从环境立法的阶段性、环境立法对社会情势的适应性以及环境立法在形式和实质上的要求等角度出发,采取汇编式法典化体例是环境立法法典化的最佳选择。中国环境立法法典化的具体进路应循着环境法律与环境政策的整合阶段到单行环境立法的精致化与科学化,再到具有自足性特征的汇编式环境法典的形成而逐渐展开。

   关 键 词:环境立法  法典化  部门法法典化体例  汇编式法典化体例

  

   一、何谓法典化

   (一)问题

   国内外学者对法典化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围绕法典化问题的方方面面,学者们展开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也形成了诸多争议焦点。然而总体来看,法典化问题的核心争议点无非是两个问题,即要不要法典化,以及如何法典化的问题[1]。

   要不要法典化的问题是法典化之争的前提性或基础性问题。在围绕中国民法典编纂议题的历次学术讨论中,要不要法典化的问题已经得到充分回答,尽管有学者在反思《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的基础上对中国民法典编纂提出质疑[2],但当下的学术争议的“主要问题已不再是要不要对中国民法进行法典编纂的问题,而更多地集中在制定什么样的民法典以及如何制定民法典的问题上”[3]。近年来,民法学界普遍认为,当前中国已具备制定民法典的条件[4],制定民法典不仅可以解决现有法律的“体系性缺失问题”[5],更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必需”[6]。从已有研究可知,要不要法典化的问题主要关乎法典化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然而,已有研究鲜有从立法功能和法律的进化角度对法典化体例之于独立法律系统的自主性演进价值做出充分回答。而这方面的研究恰恰是解决要不要法典化这一前提性问题的关键。

   除了要不要法典化的问题之外,当下民法学界乃至法学界讨论最为广泛的议题当属如何法典化的问题了。显然,如何法典化是法典化的策略问题,包括法典化的理念、法典化的功能、法典化的路径、法典化的模式等具体方面。就法典化的理念来说,相关研究认为,法典化是法律进化的标志和结果,因而法律进化的相关理论必然是认识、解释法典化应遵循何种理念的基本依据,如学者提出的“以法律进化论为本体,辅之以适度的建构理论”[7],从而使“科学的法律进化论”作为中国民法典编纂的认识论基础和基本理念。区别于“建构论”式的法典编纂理念,“进化论”式的法典编纂不仅实现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之间不同法典化模式的互济兼容,使更具优势的“汇编式、重述式的法典观念”[8]植入中国民法典编纂过程中,而且能在面对“中国实际”和“20世纪后期以来社会生活的现实”[9]时充分彰显民法典的适应性机能。当然,也有学者从“民族性”视角提出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功能意义,以特化中国本土文化在面临“权利本位文化”不足时民法典的进步性[10]。

   然而在如何法典化的问题中,学界广为争议的问题主要是法典化的体例模式问题。从已有成果看,一部分研究立足于民事法律制度之间或民商事法律制度之间的逻辑体系,将系统化作为“法典编纂最重要的功能”[3]269并以此区别于不属于民法典编纂的“民法汇编”[11]。按此逻辑,有学者从法典化路径提出了个别事项单行法、松散式完整法典、体系化完整法典等具体模式[12]。而另一部分研究却从“民事立法科学化”和当下“中国民事法律秩序的稳定性与连续性”出发,认为“汇编式的、重述式的法典编纂更加契合当下需要”[8]60-64。总之,“制定一部保障人民权益、体现自由平等价值理念,有生命力、具开展性,在22世纪仍然能够继续适用的中国民法典”[13]是当下民法典编纂的重要任务。相比较而言,关于法典化体例模式问题的争议焦点在于法典化仅仅指的是体系化的完整法典编纂,还是包括汇编式法典化在内。而这一问题的厘清,尚待借助于形式和实质二分视角下法典化的基本理论。

   (二)理论

   “实质主义的法典化”和“形式主义的法典化”是探究法典化体例问题的基本脉络和理论工具?!笆抵手饕宓姆ǖ浠盵11]1449重在回答法典化的“体”为何,强调法典在社会情势变更中的适应性机能以及实现适应性机能的内在系统化,而“形式主义的法典化”更侧重法典化的“形”,着重从法律制度之间严密的逻辑体系及其外在表现形式,如篇章之间的特别安排等,来诠释法典化的内涵。

   从实质主义视角出发,法典化议题的核心在于法典中法律制度之间的内在系统性,而对法典之外观形态无严格规定。实质主义法典化对法律制度内在系统性的追求藉由如下两种策略来实现,其一是“整理策略”下的法典化,其二是“更新策略”下的法典化①。就前者言,法典化的价值源自于“避免法律的不识”原则②,旨在将社会进化过程中极度繁杂的法律制度规范归类整理为民众易知的“公开秘密”。[14]因此,如若法典化在当下社会治理中仍能发挥“整理策略”之功效,汇编式地整理现有单行法及相关法律规范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法典化”之举。正如穗积陈重的研究所展示的那样,“自18世纪以来,在德意志联邦诸国,试图编纂民法法典者颇多,然得以奏效的只是普鲁士萨克森等一二个国家?;蛐砣松姆ǖ浔嘧胧腔诖咳坏恼碇饕?,不弃旧不加新,偏向于整理排列现有之法令,而制作成简明正确之法典”[14]47。由此,被认为不具有法典化之形体的普通法系法律汇编而成的大法典,如《美国法典》也是“整理策略”下法典化的重要代表。就后者言,法典化的主要目的在满足法律适应社会变革及响应社会新事态发生之需要,或以法律进化推进“社会力之自觉”[15]为导向。因此,实质主义视角下的法典化应当具有依循社会情势变动而做出及时更新的内在机能。毋庸置疑,无论是大陆法系具有逻辑结构严密之外观特征的法典,还是英美法系注重法律适应性机能的汇编式法典,均是“实质主义的法典化”理论的应有之义。

   而形式主义的法典化注重法典编纂外在形式的严谨,特别是传统大陆法系国家部门法法典化更加关注法典各部分之间的逻辑体系性,以最大化地实现法典的稳定性。形式主义法典化对逻辑体系与稳定性的追求,使得法律在应对频频变动的社会情势时,因“体量庞大”而体现出更为显著的滞后性,无法满足社会新事态应对之需要而做出及时更新。因而,大陆法系国家传统的部门法法典化模式在逻辑上与法典化的“更新策略”相抵牾??梢运?,部门法法典模式在社会情势较为稳定的前工业文明社会中尚能满足社会关系调整的需要,但后工业文明时代的社会情势巨变已远远超出了部门法法典模式的应对能力了。通过比较不难发现,普通法系国家的汇编式法典化打通了法律部门之间的人为阻隔,使各类法律规范共同构成日趋完整和自主的法律系统,以与社会情势的瞬时变化之间形成有效的系统性“激扰”[16]关系,进而使新型社会情势被“转译”[17]为法律调整的规则机制。因此汇编式法典化无疑是一种能够体现法律对社会关系适应性调整功能的法典化体例。

   (三)体例

   按照“实质主义法典化”理论,部门法法典化和汇编式法典化都是基于各自的理念而实现法典化的体例模式。

   部门法法典化体例是法典化议题中被广为推崇的体例模式,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典化进程大多沿袭这一体例。一般认为,部门法法典化体例的典型代表是《法国民法典》,其篇章组成因沿袭“法学阶梯式”的“人”“物”“物的取得方法”三编制结构而流传甚广。时至今日,《法国民法典》的“法学阶梯式”体例已经“传播到了世界上的七大洲中除大洋洲和南极洲之外的五大洲,影响的政治实体达48个,以目前世界上的国家有181个计,占据了约26.5%”[18]?!斗ü穹ǖ洹芬云浼蛎?、体系化的逻辑构造及由此而生的稳定性“曾一度被视为万能之物”和“永恒秩序的体现”[19]。然而,恰恰是《法国民法典》的篇章结构过度追求外在的逻辑体系性,导致它不得不采取大杂烩的方法,将“时效取得、继承、债、侵权行为等性质颇异的内容统合在一起”,“造成了三部分内容比例的极大失衡”[18]31。这也预示着《德国民法典》超越三编制结构的必然性。作为部门法法典化体例的新近代表,《德国民法典》采取“学说汇纂式”的体例,将法典的篇章结构分为“总则”“债”“物权”“亲属”和“继承”五部分。然而即便是这样一部结构更趋合理,并运用“一般条款”模式以提高社会适应能力的先进法典,仍然在实践中遇到诸多麻烦,如诚信原则、过错责任原则面临的尴尬,法官解释和司法判例均从不同程度对《德国民法典》的既有规定作了变通或超越。

   与部门法法典化体例不同,汇编式法典化是普通法系国家立法法典化的惯用体例。众所周知,美国《统一商法典》是汇编式法典化的典型代表,该法典采取“以普通法为背景制定成文法”的方式,“为成文法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开放、包容的灵活机制”[20]。类似的体例还有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该法总共由十三条法律条款构成,但却分布在《美国法典》(U.S.C.)的第4321条、第4331-4335条、第4341-4347条等处。这种体例看似松散,但正是这种开放体例确保了相关法律规定在应对易变性、复杂性环境问题时极具包容性和适应性。加之具体环境?;さバ蟹ê团欣ǖ墓餐视?,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自制定以来一直是享誉全球的“政策性立法”典范。由于普通法系深刻的判例法传统影响,成文法往往没有大陆法系成文法典那样沉重的社会包袱?;惚嗍椒ǖ浠⒉蛔⒅胤ǖ浣峁沟木律杓?,因而“在法典的体系和结构上缺乏系统性和内在逻辑性,在其内容上也不具有大陆法系法典意义上的一般性和抽象性”[21]。而且这种汇编式体例打破了部门法的界限,对同类法律法规进行整合汇编,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美国法典》?;蛐碓凇靶问街饕宸ǖ浠崩砺凼咏侵?,汇编式法典化体例不属于法典化的范畴。但笔者认为,汇编式法典化体例反映的是不同于大陆法系法典文化的特殊法典化体例,两者之间的最大不同在于:大陆法系部门法法典化体例通过对已有法律的“矫饰”而实现,而普通法系的汇编式法典化体例却通过对已有法律采取“整理策略”而实现。然而就法典化的本质而言,两者并无太多差异。

  

   二、中国环境立法法典化的几个误区

   伴随着中国民法典编纂工作的深入推进,社会各界出现了环境立法走向法典化的呼声。虽然不少学者就中国环境立法法典化议题做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诸多创新性观点,然而这些观点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误区。通过详细梳理,学界关于中国环境立法法典化议题研究的误区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误区一:从部门法法典化体例下思考环境立法法典化问题

   环境立法法典化或环境法典编纂的相关研究成果是近两年来环境法学研究成果的标志性增量,这些成果从内容观点上大致可分为主张中国环境立法法典化和反对中国环境立法法典化两类。而无论是主张中国环境立法法典化,还是反对中国环境立法法典化,论者似乎都在这样一个没有争议的前提预设下展开研究③,即法典化只有大陆法系传统下严格的部门法法典化一种体例,而将汇编式法典化排除在法典化议题之中[22]。

显然,存在此误区的原因在于学者过分注重了环境立法法典化的形式与外观要求,而忽视了实质意义上环境法典化的规范效果与社会收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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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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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甘肃社会科学》2019年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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