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艳芳 田时雨:比较法视野中的我国环境法法典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 次 更新时间:2020-03-24 17: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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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艳芳   田时雨  

   内容提要:法典化理念在环境法领域逐渐兴起,针对欧陆环境法典进行比较研究,有益于环境法法典化在中国的展开。在形式编纂与实质编纂之间,中国环境法典应当选择适度法典化作为目标定位,并以法典体系效益为纲,从确定性、稳定性与开放性三个维度予以具体展开。确定性维度要求对环境法典的调整范围予以明确,我国环境法典应当综合考量比较法上所呈现出的划界依据并具体分析特殊规范的法域归属。法典边界划分产生了内外两部分规范体系。比照欧陆环境法典在内部体例上所普遍遵循的论理体,我国环境法典的稳定性取决于总则的抽象性程度与分则的编排逻辑?;肪撤ǖ浠剐瓒云渫獠苛舸娴幕肪撤ㄔㄔ幢3忠欢ǖ目判砸允迪肿陨淼母掠虢?,正视与环境单行法的关系以回应解法典化的质疑,同时联系其他相关部门法以形成法律合力。

   关 键 词:环境法典  比较环境法  适度法典化  法典体例  environmental code  comparative environmental law  moderate codification  code style

  

   一、法典化浪潮下我国环境法法典化

  

   “法典是每个时期法律制度文明的缩影和主要表征”①,不仅大陆法国家将法典法作为法律发展的理想样态,判例法国家也逐步出现了立法整合等法典化迹象?!胺ǖ浠?Codification)这一概念在近百年间都处于变化之中,历史上的法典也并未在法典与非法典之间划出一道严格界限。②古代法典通常是对整个法律系统进行全面的成文法整理工作,晚近时期的法典编纂多出现于私法领域,正如始于法国大革命的民法法典化,而现代意义上的法典化则被认为是可以发生在每一个法律领域的。③法典化由此得以在环境法领域内逐渐兴起。

   鉴于环境立法的分散与冲突,欧洲国家自20世纪末开启了环境法法典化的浪潮。1988年所颁布的《瑞典环境法典》,在整合了现有15部立法的基础上予以适当创新,成为世界上首部真正意义上的环境法典,又因其框架松散而具有较强的开放性与实用性。④德国分别于1988年与2006年进行了两次环境法法典化的尝试⑤,虽都以失败告终,但其法典体例至今仍被称道,其经验教训也值得反思。法国议会授权政府以法令形式于2000年与2007年分别通过了环境法典的法律与法规部分⑥,其内容覆盖广泛、编排形式明了,便于公众找法与行政执法?!兑獯罄肪撤ǖ洹钒洳加?006年,虽然介于法律汇编与法典编纂之间的内容与形式使之备受诟病,却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环境立法的统一。⑦

   当前,我国环境法学界正在热烈讨论环境法的法典化问题,主流观点认为我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法典编纂条件,编纂法典也是“可能为世界提供先例的一个领域”⑧。对比我国民法典编纂的跌宕历程,法典化对于年轻的环境法而言似乎是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欧陆国家的法典化历程也显示出环境法法典化尚未形成成熟的路径与模式,社会背景、立法发展、环境状况以及政治意愿等因素对环境法典的样态都有影响。然而,综观法典编纂史,但凡部门法的发展变革都难以脱离对既有法典的借鉴⑨,考察路径不一的欧陆环境法典可以为我国环境法法典化提供有益参考。

   与此同时,由于比照多国环境法典容易造成经验混杂而难以适用,为获得理论上的连贯性与中国本土的适应性,环境法典的比较研究应当基于一条基本的问题脉络。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环境法典?这一疑问指向了法典化的目标定位,具体则体现为环境法典的调整范围、内在构造与外部衔接,分别对应确定性、稳定性与开放性的法典品格。

   传统语境下的法典被视为绝对理性所构筑的圣物,其严密体系旨在回应几乎所有社会问题,而今看来,此理想却恐有乌托邦之嫌。如何对法典化的程度进行合理定位,可谓是法典编纂的逻辑起点?;肪撤ㄍ庋拥牟磺宓贾路ǖ浔呓绲哪:?,因而需要判断哪些立法应当纳入环境法典的调整范围。范围界定又产生了法典内外两部分的规范体系:环境法典内部的体例构造涉及总分结构的合理性、总则规范的抽象性程度以及分则的编排逻辑;而环境法典外部的衔接问题则主要包括法典与环境单行法的关系、法典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

  

   二、环境法法典化的目标定位

   法典化的合理定位是环境法典编纂的前提性问题。传统理性主义的相对化促成了晚近法典理念的转向,由此各国在环境法法典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形式编纂与实质编纂的分野。在法典功能主义的视角下,中国环境法典应当在形式与实质之间选择适度的法典化,并以法典体系效益为纲予以具体展开。

   (一)形式编纂抑或实质编纂

   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逐渐成为制度构建的哲学基础,唯理主义者甚至认为可以依理性构建几乎所有社会制度。始于18世纪的欧陆民法典将严密结构及完备体系作为终极追求,而后其他部门法的法典编纂也皆遵循理性主义的指引,可以说“法典化运动的大部分原动力,无疑来自理性主义精神”⑩。然而,晚近时期,面对愈加复杂的社会现实,传统法典难以通过纯粹的概念与逻辑推演涵摄其所调整的所有社会关系,民法典的编纂实践也呈现出理性主义的相对化。(11)绝对理性主义的祛魅促进了法典编纂理念的更新,不再一味苛求完美且不朽的理想体系,而代以实用且灵活的目标导向。(12)这一法典理念的转向与新兴法律部门的发展呈现出互动前行的态势:一方面,新兴法域自身的分散特性对传统法典编纂的理想预设产生了冲击,使之不复原先古板面貌(13);另一方面,法典编纂条件的松懈也使诸如环境法等新兴法律部门有机会融入法典化浪潮。

   法典编纂模式自此分化为实质编纂(Substantive Codification)与形式编纂(Formal Codification):前者旨在通过创制一套互相耦合的规则来系统化地革新法律秩序,而后者则仅是针对现行法进行类型化的重述与汇集。(14)现今主要的环境法典可依此进行学理划分:《德国环境法典(草案)》和《瑞典环境法典》当属实质编纂,而《法国环境法典》与《意大利环境法典》则是形式编纂。(15)综观这些法典及其草案文本可以发现,不仅在前述法典理念上有所不同,编纂模式的区别主要还体现在对法典体系化的期望以及对现行立法的态度这两方面。

   其一,采形式化编纂思路的国家对环境法典的体系化编排仅具有一定程度的条理要求,而实质化的环境法典在编纂之初就追求逻辑严密的框架结构?!兑獯罄肪撤ǖ洹返牧⒎ㄕ呓鱿M忧炕蚬滔钟辛⒎?,在欧盟指令的转化之外缺乏创新法律制度的愿望,法典编纂过程也缺乏持续性,在具体规范制定之后,一般性原则才出现在了2008年的修订中。(16)松散的法典结构表明其编纂思路是将部分环境立法与欧盟指令直接汇入各编进行形式上的统一,甚至于首编定位不明,难以满足概括、指导分编等总则性功能。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德国环境法典(草案)》沿袭了其法典化传统中学说汇纂的特色,尤其是最初的教授草案,肩负着通过法律的系统化与协调化来实现环境法进步的任务(17),整体上总分结构明显,总则部分高度抽象化,分则之间的编排也是有据可循。

   其二,形式性的法典编纂满足于对现行法的梳理与统一,而实质性的法典编纂在此基础上还存有对环境法秩序进行革新的宏愿。在行政性法典化的背景下,《法国环境法典》的内容本就难有实质创新。(18)同时,《法国环境法典》的编纂缘由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增强法律的可读性,即通过法典化统一现有立法而使公众易于理解,这也体现了法国法典化“总是希望将文本的革新与自身法典编纂的经验相分离”(19)的特点。与之相反,《瑞典环境法典》虽然在规范建构上未曾追求传统法典的完美逻辑,但其整体上也属于实质编纂。从编纂动因来看,瑞典法典在协调环境立法之外,还有更新价值理念、增加监管领域以及变革法律制度的需求(20),遂法典在环境法庭制度、环境影响评价与环境处罚费等方面都有所革新。最终,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推动下,法典编纂促进了瑞典环境?;さ南执?。(21)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种编纂模式并非泾渭分明,尤其是具体到某一法典文本,其法典化的程度通常而言是在形式编纂与实质编纂之间的。正如同属实质法典化的瑞典与德国,《瑞典环境法典》虽在制度革新方面具有重大突破,但在整体的体系结构上并不如《德国环境法典(草案)》严密;而作为形式编纂的法国与意大利,尽管都旨在对现行法加以统一与完善,但《法国环境法典》与《意大利环境法典》相比,在范围覆盖面与结构严密度上都更胜一筹。

   一国环境法典在形式与实质之间如何进行取舍?倘若以传统眼光观之,实质编纂通常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典化,而形式编纂则易被贴上法律汇编的标签。但实际上,实质编纂的环境法典因其精密的逻辑结构在稳定性上略胜一筹,而形式编纂的环境法典基于松散的框架在容纳法律变化方面具有较高开放性,需结合具体情境选择恰当的模式。

   (二)基于体系效益的适度法典化

   顾名思义,法典编纂中的“编”是对现有法律制度进行系统化整合,而“纂”则是结合实践中的新问题创建新制度。(22)也因此,有关我国环境法典的目标定位,学界基本上形成了在形式编纂与实质编纂之间的共识。在宏观判断方面,降低传统理想型的目标定位,以灵活性、适应性以及渐进性为特征的适度法典化备受关注。(23)初期的适当妥协会随着我国环境法的逐渐成熟进行不断调整,以追求更高层次的法典化,法典定位也进一步修正为“动态的适度法典化”(24)。在编纂方案方面,适度法典化需要明确基本概念、价值理念、规范体系等要素,这些内容可由法学家初步提出进而经法典正式确认。(25)在具体路径方面,有学者提出通过多元法律形式、松散的框架结构以及阶段性编纂进程来构建开放式的环境法典。(26)

   笔者赞同适度法典化主张。在新时代环境法典的编纂过程中,绝对的理性主义追求是不现实也是不必要的,应当结合我国实践需求,从功能主义视角开展适度的环境法法典化。法典功能主义的核心在于“功能优先于形式”(27),甚至可以说“功能决定法典化的概念”(28)。诚然,法典是法律的形式体现,但法典化的最终目的在于以优于现行法制格局的立法模式服务于环境法治,绝非纯粹为了法典形式而法典化。欧陆国家结合现实需要及其立法传统对编纂模式进行选择,也正阐释了功能主义对法典编纂思路的渗透。

   如何落实“适度”的法典化?由于法典统一国家法律、汇集文本信息等历史功能有所衰退,而今仍然留存甚至更为重要的功能之一即是体系化(29),因而适度法典化的具体展开,应当以法典的体系效益为纲。

近来民法典编纂中的相关讨论为理解法典体系效益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理论资源。学者苏永钦将其概括为储法、找法、用法、立法与专业教育。(30)比较法上的环境法典在编纂动因以及目标定位上或多或少都涉及体系效益的这几个方面。但与此同时,也可以看出体系效益与法典化程度并非单纯成正比的关系。典型教训当属《德国环境法典(草案)》的搁浅,体系化的信仰之于其环境法法典化而言,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因此,需进一步考察体系效益的决定因素。苏永钦提出可以实现体系效益最大化的十二项规则,分为形式与实体两方面。形式规则可以概括理解为关于核心概念的普通化、整体结构的均衡化以及规范编排的有序化等方面;实质规则涉及通过去政策化实现稳定性、交易中的人与文化等因素,以及如何通过立法技术与法官裁量来保持开放性。(31)也有学者指出,调整范围的大小、结构层次的数量以及规范脉络关联的紧密程度是决定体系效益的因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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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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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9年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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